文学：哲学与诗歌的二重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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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哲学与诗歌的二重唱
　　《思想者的语言》是大学德语系主任黄燎宇先生的新著。这本汇集作者多年笔耕之精华的书二十八万余言，集论文、论战文章和随笔于一体，处处闪烁着智慧与思想的火花。此书谈的是德语文学，书名“思想者的语言”，可谓言简意赅，一语中的，点出了文学的独特之处。说起来，“真正的文学，都是诗哲一家；真正的文学语言，都是思想者的语言”，但唯有在文学里，哲学与诗歌特别的水乳交融，文思和哲思特别的神秘合一，这构成了德语文学的独特魅力，但也形成中国读者领略德语文学之美的屏障。黄燎宇教授专研作家托马斯·曼多年，又是当代文学大师马丁·瓦尔泽几本小说的中文，在这本书中，他以此两位大作家为坐标，引领读者走进德语文学语言的密林，了德语文学的特殊魅力，向读者传授了欣赏德语文学的独门密钥。
　　为什么“富不过四代”
　　先说托马斯·曼。托马斯·曼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家，《布登勃洛克一家》称得上是曼氏的天才之作，托马斯·曼创作这部巨作时年方二十五岁。《布登勃洛克一家》讲述了吕贝克的大商人布登勃洛克家族由盛及衰的败落过程。老约翰·布登勃洛克年已七十，他凭着坚韧的意志和辛勤的劳动，从无到有，发家致富，终于成了吕贝克城的名门望族。他死后，家业传给了他的儿子小约翰·布登勃洛克。布氏第三代、小约翰的四个子嗣一个比一个不争气，长子克里斯蒂安风流放荡，次子托马斯无意于工商业，三女儿托尼性格、能力均有缺陷，幼女克拉拉平庸无才。而到了，气象更不如前，的重孙哈诺自幼体弱多病，缺乏斗志，不爱经商，却酷爱音乐。十五岁时，哈诺因染上传染病而一命呜呼，布氏家族彻底衰落，真真是“富不过四代”。
　　这样一个家族的衰亡史应当如何解读？传统解释以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卢卡奇为代表，认为这部作品讲述的是资本主义从竞争向垄断资本发展的进程，小说讲述了代表诚实经营、法律的市民阶层在垄断资本主义紧逼下全面溃败的过程。黄燎宇先生则从另一个节点切入，寻得了富不过四代故事背后深刻的家族宿命，而这一宿命主题与启蒙运动以来若干哲学家的理论一脉相承。在黄先生看来，现代的欧洲人忘记了希腊人的秉性，不再致力于和谐人的创造和培养，一味偏重于的发展，从而导致与体魄的分离。哲学家叔本华说智力越高，痛苦越大，天才最痛苦；尼采则将哈姆雷特的犹豫不决解释为知识妨碍、行动。其他类似研究更是层出不穷。黄先生赞美托马斯·曼“是一个善于把烂熟的思想果实酿成艺术美酒的天才”。他解读布登勃洛克一家的子嗣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一代比一代倾心于艺术，一代比一代厌恶工商实业；一代比一代更有艺术家的气质，在体力和精力上却一代比一代更为孱弱。在这个过程中，艺术家取代了实业家，波西米亚式的“艺术浪子”取代了诚实敦厚的市民。有这样的子嗣，在竞争激烈的商场中，这个家族注定要衰落。
　　爱情面前人人平等
　　无独有偶，当代最著名作家马丁·瓦尔泽也是善于把枯燥的思想酿造成艺术美酒的天才。黄燎宇先生以《恋爱中的男人》为例，解析了瓦尔泽的悲观主义爱情观和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哲学的异曲同工之处。叔本华写过一篇“的形而上学”，此文可说是向爱情宣战的檄文。叔本华视爱为恶，认为爱只会给人带来痛苦，恋爱中的人都思念和的，爱人被情敌夺走更是，会使人发疯发狂，“导致他情人或者情敌或者情人加情敌或者与二人同归于尽”。爱情还有一不可解决的矛盾之处：“没有得到满足的爱意味着痛苦和，得到满足的往往又导致失望、困惑、幻灭。”黄先生概括叔本华观点，“爱情就是病，爱情的人就是病人、傻子，上当之人，既可笑又可悲”。瓦尔泽的《恋爱中的男人》的男主角恰恰就是这样一位病人，傻子，上当之人，而此人并非庸常之辈，竟然是大名鼎鼎的文学大师歌德。
　　在瓦尔泽笔下，74岁的歌德爱上了19岁的乌尔莉克，神魂，坐立不安，“完全失去了平衡”，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因为爱，歌德被利用，被，被取笑，文学的宙斯走下了神圣的奥林波斯山，成了道地的凡夫俗子，“跟狗一样”，彰显了“爱情面前人人平等这一真理”。恋爱中的歌德时而兴奋，时而沮丧，时而希望，时而，直到最后方感幻灭，幡然。当然，歌德毕竟是歌德，失恋后他既没有去杀情人或情敌，也没有发疯或，他回到了他的城堡，他的避风港，这就是写作。“当歌德跟落水狗一样掉进情感的漩涡之后，他的鹅毛笔就变成了他的救生圈，帮助他在漩涡中扑腾、自救”。“爱就是痛苦”，这不一定放之四海而皆准，但两位相隔一百多年的哲学家和文学家，却非常奇妙地“遥相呼应，相映成趣”，这不能不说是黄燎宇先生的慧眼独具，妙解文本。
　　大师们的语言狂欢
　　歌德有句常被人引用的名言：“所有的理论都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哲学家的晦涩的抽象的思考，如何能化为生动的、形象的文学？哲学家那干巴巴的几页思辨，怎么能变成洋洋洒洒几百页的长篇故事？黄燎宇先生给出了这个思想变艺术的密钥：语言。作为德语文学教授，黄先生对德语文学大师的语言艺术格外，特别有体会。他注意到托马斯·曼和马丁·瓦尔泽都是语言艺术大师，他们都喜欢搞文字游戏，都于语言。托马斯·曼说过：“一个真正热爱文字的人，宁愿与为敌也不肯一个字眼”，而马丁·瓦尔泽运用语言的技巧更是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黄先生评论瓦尔泽的《恋爱中的男人》，说“这部小说能够栩栩如生刻画恋爱中的歌德所经历的天堂和爱恨情仇，能够充分展现源于爱欲的人性和人性，能够深刻而生动地爱情和人性的本质，都是因为它的艺术，也就是它的语言”。这是一种什么样的语言呢？在黄燎宇先生看来，这是具有音乐美的语言，交织着诗意、反讽和哲学的，非常优美，因为密度过大而令读者喘不过气来，令评论者。他说自己阅读《恋爱中的男人》，犹如经历一场语言狂欢，一场层出不穷、迭起的语言狂欢。
　　在此，黄燎宇先生强调了一个独特的德语文学语言概念：反讽。在他看来，托马斯·曼，马丁·瓦尔泽，还有其他优秀的德语文学家，都是语言大师，都有高超的反讽能力。他们作品的与众不同的魅力，就在于反讽。黄先生高度评价反讽，在他看来，“没有反讽成分的文学，是没有营养、没有味道、没有档次的文学，没有反讽能力的作家是有严重缺陷的作家”。
　　黄燎宇先生笔下还多次提到文学家莱希·拉尼茨基。对当代文坛略知一二者，都知道此君是当代文学“”。马丁·瓦尔泽那本引起文化界轩然大波的小说《家之死》，就是影射这位文学沙皇的。在黄先生看来，这位文学家，也是位语言大师，深谙反讽的艺术，挥舞着他的反讽之剑，当代文坛。家的座右铭是“能够毁掉作家的人，才能做家”。文学家得到他赏识，那是万幸；遭到他，那是不幸中的万幸，因为这对书的销量有好处；他的或者沉默，则是天大的不幸。黄先生对此公的介绍描述，栩栩如生，活灵活现，之意，溢于言表。说来有意思，黄先生本人与莱希·拉尼茨基在外形上、气质上多有相似，发型都是光头，头型都比较圆，都戴眼镜，说德语时遇到辅音“R”时爱用大舌音，说话的语气极富挑战性甚至是性，连说话时的手势都有一比，只是莱希·拉尼茨基喜欢挥舞右手食指来加强语气，而黄先生更喜欢挥动整个手臂而已。而且，也许是浸淫在德语文学中日久，黄先生也是位语言高手，他的遣词造句，行文谋篇，极讲究，极有张力，时有反讽的影子。比如他说自己翻译马丁·瓦尔泽的《家之死》时，“才知道自己的知识和词汇是多么贫乏，才知道外汉词典多么不可靠：你不知道的，它也不知道，它所知道的东西，好多又经不起行家的检验和推敲”，说他如何为一个专业药名跑病院药房请教，“值班的女大夫拿着她看不懂的德文信看了好一会儿，然后让我去找大夫看病，大夫倒是没把我当病人，但是怀疑我打探药名的动机，所以我先回单位开封介绍信”，诸如此类，颇得反讽三昧。
　　此书大都在谈文学，但的文学真谛却有着普遍性。说到底，真正的文学，都是既有哲思又充满诗意，是哲学和诗歌的二重唱。李伯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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