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丙奇曾被哪些聘为特约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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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熊丙奇曾被哪些聘为特约评论员
　　《百度百科》介绍：熊丙奇，男，1972年7月生，四川资中人。著名教育学者，博士，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为《新京报》、《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者。
　　2010年6月9日，南通网《著名高考志愿咨询专家熊丙奇教授简介》：熊丙奇教授：知名教育专家、教授、博士。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中国高校校报协会副会长，上海 市高校校报研究会理事长，曾任上海交通大学宣传部副部长、校 刊主编。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著作图书有《大学有问题》、《体制迷墙》、《天下无墙》、《 教育熊视》、《步入大学》、《成功宝典》、《大学生创业》、 《高校学生工作者手册》、《青春档案》、《迈向成功》、《网 络文明》、《就业》等20种30余版次。任《新京报》、《青年报》、《东方早报》、《南方都市报 》、《深圳晶报》、《珠江晚报》、《现代教育报》等报专栏作 者。2009年被中国教育、腾讯网联合评为“年度致敬之教 育时评家”，特约评论员。
　　以上可以看出，熊丙奇把为撰稿视为可以炫耀的资本。
　　上海交通大学教育集团副总裁熊丙奇（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相继被不少聘为特约评论员。仅举10例：
　　1、熊丙奇曾被《东方早报》聘为特约评论员
　　2008年02月03日，《东方早报》（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熊丙奇：均衡教育资源必须配置体系》：据早报日前报道，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海戏剧学院电视编导系主任方方在对比了上海市教育督导室公布的一组数据之后，提出了“教育投入必须逐步均衡化，逐步做到生均经费统一”的。 方方委员对比的一组数据，主要是上海19个区县小学生生均教育经费情况。以2005年为例，静安区小学的生均教育经费为9794元，而奉贤区却只有861元，两者相差10倍以上。 对于不了解上海教育的人来说，看到这样的数据，着实感到吃惊。因为在大家的印象中，上海是整个中国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根据2006年全国教育经费执行情况统计报告，全国普通小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上海地区最高，为9409.78元,最低的是河南省，只有948.57元。在全国生均教育经费最高的地区内部，居然存在如此大的教育经费投入差距，这进一步表明，我国教育的不均衡是全方位的不但体现在各省级行政区间的教育投入不均衡方面，还体现在各省级行政区内部教育投入不均衡、各地区内部校际间的教育投入不均衡方面。这种不均衡，反映出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的弊端。一方面，地方在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中所占比例过大，使义务教育的经费保障情况、各学校生均教育经费情况，直接受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影响，当地富，则义务教育经费较为充足，反之则短缺。根据我国《义务教育法》，义务教育经费投入实行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根据职责共同负担，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负责统筹落实的体制。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上级的统筹力度、转移支付力度不够，县一级和乡镇一级承担了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的“大头”。对应这种投入安排，就上海而言，市区经济发展显然好于郊区，这就导致郊区的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情况远不如市区。而在郊区内部，各乡镇的发展情况也不同，往往区所在乡镇的学校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情况好于边远地区。另一方面，多年来的义务教育“锦上添花”模式，并没有得到扭转。上级财政在对义务教育经费实施转移支付时，通常采取项目制，包括评优、示范点建设、教学建设、开展科研等，一些办学条件优越、师资力量雄厚的学校，在这种转移支付机制中，往往占尽优势。这种不均衡，直接导致了择校热，甚至跨区择校热，不但不利于教育公平，而且也不利于素质教育的推行。多年来，部门发布的“禁择令”，在教育资源极其不均衡的现实中，成为一纸空文。好学生纷纷涌向好学校，甚至跨出本区到其他区县，结果是好学校人满为患，而薄弱学校却难以招足学生；好教师也纷纷以离开落后乡镇学校，到县城学校，甚至更好的区县教书为目标，因为这既可提高待遇，也可提高社会地位。当市区的好学校以优厚条件来吸引优秀师资时，郊区要想留住优秀教师，就难上加难。前年9月实施的《义务教育法》将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并明确，县级人民编制预算，除向农村地区学校和薄弱学校倾斜外，应当均衡安排义务教育经费。可是，如果不解决上级和当地在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方面的比例分摊问题，而将义务教育经费的大头由当地承担，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就失去了外部条件。因此，解决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问题，必须加大上级的转移支付力度。其次，必须改变过去的“锦上添花”思维，从公平出发，力求做到义务教育阶段各学校生均经费一致，这包括，不管在哪个地区哪所学校教书，同等级别的教师，收入待遇应该一样；甚至为鼓励教师去郊区，应提高郊区教师的待遇。虽然从短期看，担忧均衡教育资源配置可能影响到好学校的办学质量，失去办学亮点，但是，从长远看，只有这样，才可能让各校师资趋向均衡，办学水平趋向均衡，也就可以有效杜绝择校现象，同时为教育创造好的，对推行真正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做出贡献。
　　2、熊丙奇曾被《南方周末》聘为特约评论员
　　2010年5月5日，《南方周末》特约评论员熊丙奇《救救孩子，就从取消这几道杠开始》：近日，一组关于“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长”的图片在网上突然走红，照片主人公戴着超大红领巾和 “五道杠”队牌，神情泰然，引起网友关注。关于这位“五道杠”，有很多神奇传说，比如，两三岁开始看《》，7岁开始每天读《》、《参考消息》。对此，其父母说是出于孩子的“天性”。但有网友感慨，“明明是纯真的童年时代，却被培养成这样，不知道是该怪社会还是怪家长老师。”很多人第一次知道还有 “五道杠”队牌。全国少工委工作人员2011年5月3日回应称，少先队的小干部并没有五道杠，武汉的做法，可能只是地方的一种探索。其实，具体几道杠并非重点，关键在于，这种体系，了世界对未成年人的评价标准，带有强烈的等级意识与官僚意识。不要说“五道杠”，就是成为“三道杠”、“二道杠”，往往也少不了由父母出面，为孩子“指点迷津”。在学校队会上，孩子们的发言，与无异，都高谈理想、责任与；十二三岁少先队员出席少代会，个个比大人不遑多让。世界的规则，被生硬地移植于孩子的世界。孩子的天性，犹如杞柳，是弯是直，是舒展还是扭曲，就要看他生活于其中的规则如何。在我们现行的“教育”中，孩子不再是有个性、活生生的个体，而成为了追求更多杠杠与荣誉的工具。很多情况下，只有用泛的语言说话，按泛的模式做事，才能更快地从“一道杠”做到“二道杠”，直至“五道杠”。这就好比学生在作文中撒谎编故事得高分，只是为了迎合设定的外在标准，真实与诚信则无关紧要。这种等级式的评价体系背后，不仅关乎孩子获得荣誉的高低，更关乎他享用教育资源的多少在学校中，可能得到老师的更多关照，小升初，初中升重点高中，这可能成为重要的加分砝码。义务教育强调均衡，重在发掘孩子各方面的兴趣与潜能，培养学生平等的公识。而此种队牌体系，貌似可起到促进学生争取上游的激励作用，却在无形中，让学生形成等级和意识。与教育资源挂钩后，更是出现各种畸形竞争，对学生的个性发展和人格养成，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现实中，常有部分官员和老板家长关照学校老师，安排一个“二道杠”、”三道杠”给孩子当当，小小中小学，也俨然成了一个个“小”。
　　3、熊丙奇曾被《新闻晨报》聘为特约评论员
　　2010年09月21日，《新闻晨报》特约评论员熊丙奇《熊丙奇：教授变身“社交达人”的根源在哪里》： 据新闻晨报报道，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近日在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从种种怪现状说起，痛批校园内外弥漫的“成功秘诀说”、“教授走穴风”、“教育谋官论”。对于时下教授的走穴之风，杨玉良说了一段亲身经历：他自己当副校长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论坛，从主持人处得知一位大学教授40分钟“出场费”高达20万元，经济学家尤为“吃香”。有人说，一分钟五千块的“出场费”，体现了知识的价值，而且相比一些演艺明星，也不算很高；还有人说，教授服务社会，也谈不上“走穴”。然而，有没有想过，教授外出40分钟就可赚20万，还有谁愿意上没有课时补贴（或最多一节课100元）的本科生课程，还有谁乐意花时间认真指导硕士生、博士生？再者，这天价出场费的背后，难道就一定没有交易的动机比如为利益集团代言等等？由此可见，教授的“出场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事实上，这类出场费虽然可以体现教授的“身价”，也渐渐形成了某种“行规”，但终究是摆不上台面的。类似的，还有在外兼职上课的收入、科研经费提成、经营公司的收入等等。前不久，发表了一篇对一名化名“吴雨”的高校科研人员的访问，吴雨在访问中就提到，按照，从纵向科研经费（主要指科研项目）中只能提取10％作为管理费用，但是，他们却不得不从科研经费中提出很大部分，作为参与项目人员的津贴，因为高校教师的薪酬组成就是基本工资+岗位津贴（科研人员的岗位津贴需从课题中自行解决），如果没有“外快”，他们的生计将面临不小的压力。这就是走穴、兼职、提成等现象的根本原因所在：教授们要靠自己在课堂外的努力，去增加收入，进而“发家致富”。在笔者看来，要治理这种现象，就需要改变长期以来依靠教师自身创收解决待遇的薪酬模式，取消科研提成、经营提成，统一实行年薪制，将薪酬“阳光化”，并在此基础上规范教授的兼职。我国的近邻印度，就在对教授实行高薪制度的同时，严格教授的社会活动。依照2004年的数据，相对普通城市工薪阶层平均每月几千卢比（1美元约合44卢比）的收入水平，印度主要国立大学的普通月薪都在1万卢比以上，教授可拿到2－3万卢比，但同时，几乎所有的国立大学都有：无论是教授、副教授还是，大学教师一学年教学为180天，每周工作5天，40小时。校方还，无论有无授课任务，教师留在系里的时间平均每天不少于5小时。事实上，从目前高校的财力看，已经有条件实行年薪制，而且，从办学的基本规律来讲，对于高校教师的考核，不适宜采用“计件制”、“工分制”在“计件”与计算工分中，高校教授已经变为“学术民工”，学术理想与追求在论文、专利、经费之中。只有改变教授自己经营自己、把教育与学术作为赚钱工具的教育，才能树立教育与学术，我们的校园才会涌现出更多的“授课达人”，而不是“达人”、“社交达人”。（作者熊丙奇为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4、熊丙奇曾被新民网聘为特约评论员
　　2010年10月7日，新民约评论员《熊丙奇：上海学业水平考试怎样才能不成“小高考”》：从2009学年起实施的上海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制度，经过将近一年的运转，今年7月终于“开闸”：《地理》和《信息科技》两门学业水平考试之后，5万多高一学生显然“几家欢乐几家愁”。对高中学业考试，“爱它不容易”。近日在一次教育座谈会上，专家反映其成为“小高考”，上海建平中学校长杨振峰提出，是否应当对实验性示范性一类的高中“松松绑”，给予一些“豁免权”。因为教生物的他，发现为了学业水平考试，一些相关的实验课已受到冲击，他担心这样的学业考试，很容易使应试倾向更为“抬头”。(文汇报10月7日)学业水平考试是一项重要高考，各地都在推进。可为何推行不久，就中学要求“松绑”的呼声呢？这就要看学业水平考试究竟是怎样的考试，考试科目如何安排以及考试成绩在大学入学中派什么样的用场了。学业水平考试借鉴的是美国SAT（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学术能力评估考试），但借鉴得很不彻底。美国的SAT为一年考7次，学生报名缴纳一次费用，即可考三次，可选择成绩最好的一次申请大学。SAT又分为SAT1、SAT2，SAT1主要测验考生的写作、阅读和数学能力；SAT2涉及数学、物理、化学及生物等科目。大部分学生考SAT1即可，很显然，这不是一门门学科的考试，考试与中学教学脱钩，每个高中生在任何时间段度可以报名参考（就如内地高中生也可报名考TOEFL与雅思），考试成绩评价的是学生的基本知识与能力。我国各地推进的学业水平考试，却不是SAT这样的综合能力考，而是每门学科的考试。这其实与以前的毕业会考大同小异，不同的是分割在高中不同阶段。这样的学业水平考试，所产生的结果是，如果不与高考挂钩，就味同鸡肋，而如果与高考挂钩，就必然导致考试科目的重复，同时增加高考的负担。目前，为了体现学业水平考试的重要性，所有进行此项的地方，均想办法将其与高考挂钩，具体方式有三，一是与高水平大学的自主招生相结合，允许学业水平测试中多少门学科获得A的同学可获得高水平大学自主招生的机会；二是与高职高专的自主招生结合，部分高职高专高校将学业水平测试作为自主招生测试成绩，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高考；三是将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纳入集中高考录取，如江苏建立“学业水平测试+高考成绩+中学综合评价”三位一体的录取方式。这三种方式中，第一种方式，由于学业水平测试重在学科合格评价，高水平大学并不太看重这一成绩；第二种方式，由于高职高专对现在的高中毕业生没有多大吸引力，考生不太在意；于是，第三种方式，成为让考生重视学业水平测试成绩的最有效的方式，但这种方式，实质是将学业水平考试嫁接在集中录取之上，将高考录取由统一高考分数门槛，变为“统一高考分数门槛+学业水平测试门槛”，学生负担更为沉重，学业水平测试“当仁不让”地成为“小高考”。这就是各地高中反对学业水平测试的原因。可以说，这是有关部门以错误的实践，让高中学校和学生彻底真正的学业水平测试。推行真正意义的学业水平测试，当依照一个基本原则，即教招考分离中学自主教学、考试社会组织、大学自主招生，也就是说，学业水平测试是不能与中学的学科教育紧密挂钩的，而应突出对中学生的基本知识与能力评价，这样，在大学的招生中，就形成“中学学业成绩（平时表现）+学业水平测试评级+大学自主评价”的综合体系，而不是中学学业成绩看学科成绩、学业水平测试仍旧看学科成绩、统一高考还看学科成绩这种教招考紧密一体化、只注重学科单一评价的格局。而推行这样的学业水平测试，无疑会形成对统一高考集中录取权威的挑战学生和学校的选择空间变大，更多的大学会选择学业水平测试作为自主招生的依据，被录取的学生不再参加统一高考这才是行政部门所担忧的，进而，以不高考权威为前提，不伦不类的学业水平测试就这样推出了。对于高考制度，国家《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探索招生与考试相对分离的办法，宏观管理，专业机构组织实施，学校依法自主招生，学生多次选择，逐步形成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与之对照，学业水平测试，并没有遵照《纲要》。笔者所担心的是，目前的学业水平测试，会让对未来的“学业水平测试+高校自主招生” 产生，从而，这将使得高考再次陷入传统的“大家既渴望，同时又普遍反对”的困境。时间和精力被，但现状却无多大改观。(本文作者熊丙奇系著名教育学者、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新民网24小时爆料电话 一经采用最高励500元
　　5、熊丙奇曾被《青年时报》聘为特约评论员
　　2011年6月10日，《青年时报》（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 《就业比就业率更靠谱》： 麦可思的调查显示，42%的2007届大学毕业生三年内转换了职业，46%的2007届大学毕业生三年内转换了行业。这表明，以毕业初期的就业情况来评价学生的就业质量，是不可取的，以此作为大学教育教学的依据，更可能产生由麦可思研究院（MyCOS Institute）撰写、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2011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就业蓝皮书）6月9日出版。今年新增了一部分内容“大学毕业生中期职业发展报告”，该子报告是基于对2007届大学毕业生的半年后和三年后两次调查而得。这一报告，不仅对了解大学毕业生毕业之后的职业转换、就业的稳定性、晋升、能力要求、培训、自主创业的变化有重要作用，而且，也提醒我国教育部门和大学，要改变传统的大学生就业统计办法，不能再用初次就业率、半年后就业率来评价一所大学的毕业生就业情况，而应该持续毕业生毕业3~5年，甚至10年的就业。客观而言，我国教育部门和劳动人事部门，已经认识到统计初次就业率的弊端，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已经有所调整，既统计截至每年6月30日的初次就业率，也统计毕业半年后的就业率。但总体看来，各地教育部门和高校，还是比较重视初次就业率，究其原因是，在教育部门和高校看来，初次就业率学校容易统计，学生离校之后有不少就与学校失去联系；另外，初次就业率的高低，似乎与学校的就业工作好坏有关，而学生离校之后找工作，就与学校关系不大了。依照目前高校的办学状态，上述理由是成立的。但正是由于目前的办学状态，导致很多大学急功近利地抓初次就业率。就像最近多家论坛频现高校毕业生“被就业”问题的帖，发帖网民称，自己所在的高校为“刷高”就业率，要求“先签就业协议，再拿毕业证书”。因此，本以能力为导向开展教育的大学，也变为以职业和就业为导向，大学整体出现变为职业培训所的倾向。而大学毕业生中长期的就业情况，将对大学整体办学提出全新的要求。首先，大学不能把毕业生离校作为就业工作的最后节点，而应该持续关注大学毕业生的长期就业，不能给大学生“人走茶凉”之感，也不能让大学一离校就“蒸发”。观察国外大学，毕业生离校之后，往往马上有校友会这样的组织，为年轻校友的就业、事业发展提供帮助。这种大学办学，无疑把校友作为重要的资源，其结果是，很多著名大学的办学资金，来自校友捐赠，比如普林斯顿校友捐赠率达到60%，形成办学的良性循环。其次，大学不能把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作为评价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准。有不少大学把大学毕业生离校时的就业去向、薪资状况、就业岗位，等同于就业质量，但麦可思的调查显示，42%的2007届大学毕业生三年内转换了职业，46%的2007届大学毕业生三年内转换了行业。这表明，以毕业初期的就业情况来评价学生的就业质量，是不可取的，以此作为大学教育教学的依据，更可能产生。大学生就业情况，可以说是对大学办学非常重要的一种评价，这一评价的科学性与合，将对大学办学产生深远影响。为此教育部门和大学，慎重考虑建立全新的就业评价体系。这可引导大学转变急功近利的就业工作方式，确立“以学生为本”的教育和人才培养模式。
　　6、熊丙奇曾被《新华每日电讯》聘为特约评论员
　　2011年12月12日，新华每日电讯 （特约评论员 熊丙奇）《熊丙奇：院士年轻化,更需去利益化》：两院新增院士名单公布。此次新当选的51名中科院院士平均年龄52.6岁,为院士增选规范化以来最年轻的一次。而今年新当选的54名工程院院士中,最年轻的为46岁,60岁(含)以下的38人,占70.4%,相比上一次2009年增选的66.7%,比例又有增长。院士年轻化,无疑具有进步意义,中国工程院副院长旭日干对此的解释是,“随着国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一步步推进,院士年轻化是一个必然的趋势。”然而,如果不深入推行院士制度,在收获院士年轻化的好处之时,也极有可能出现大家所不愿意看到的另一种局面,即年轻院士一直处于学术的“最高级”,长期拥有最高的学术权,影响学术的公平竞争。虽然两院均强调,最高学术称号并不能与最高学术水平直接画等号,要以获得院士荣誉称号为新的起点,继续攀登科技高峰,科学没有最高只有更高。但是,按照现行的院士制度,院士荣誉称号与具体的学术利益挂钩,一名学者当选院士之后,不但立即获得与之对应的各种待遇,而且也将拥有在重大课题申报、项目评审中的更大话语权,加之我国院士没有退出机制,这意味从其当选院士起,直到完全不能工作时止,不出意外,将一直站在学术的最高端。这正是我国院士评审、院士声誉诟病之处正因为当选院士有这么多的好处,因此,每次院士增选,都会传出公关、拉票丑闻；而院士当选之后,以这一最高学术荣誉,就可长期行走学术江湖,不但容易获得各种重大课题,还是各种评审的常客,也是高校和科研机构出于各种利益争相聘请的对象在高校和科研机构,院士数是办学政绩的重要指标之一“双聘院士”“多栖院士”由此产生。北大教授饶毅曾提到一个现象,很多学者在国际优秀大学仅能晋升副教授之时,在中国就已经可以做院士,这让中国较好的科研人员,较早结束了科学活跃期。为什么当选院士之后,就结束科研活跃期,就在于院士从学术声誉变为了学术利益,院士们陷入利益圈之中,自然无暇再做真正的学术了。这一问题,两院已经有所注意。针对年轻院士们更早面临诸多“”,工程院连续几年给新院士及所在部门和单位写信,提醒院士避免参加各种与自己专业无关的评审、鉴定、咨询等活动。而今年科学院则在证书颁发仪式上,要求新当选院士现场集中公开签署承诺书,对履行院士职责、严格自律做出公开承诺。这在中科院学部历史上是第一次。两院的“提醒”也好,院士签自律承诺书也罢,在笔者看来,恐怕都难改变院士荣誉利益化的趋向,过去几年的事实也表明,纵有相关的院士自律,但院士兼职、赶场子当评委现象并没有得到有效遏制。要让院士“”,关键在于取消院士头衔可能存在的各种“”。这需要院士制度进行两方面。首先,建立院士退出机制。我国院士一旦当选,就是终身学术荣誉(根据,80岁以上的院士会转为“资深院士”,不再有被选举权、增选时的提名权和投票权,不能担任职务,但待遇更高),在当选之后没有任何学术成就,也将享有这一头衔如果这仅仅是头衔,还可理解,但这头衔还与各种学术利益、学术挂钩,就大可商榷。以前院士当选年龄较大,退出机制似乎显得不那么紧迫,而在院士年轻化之后,如果没有退出机制,长期占有院士头衔,没有多大学术贡献,却以此获得各种学术利益、掌握学术权的现象,就可能引起社会对院士更大的不满。不但不利于学术的建设,也不利于鼓励年轻院士继续努力。其次,剥离院士头衔的各种利益,让院士回归学术声誉。在国外,所谓院士其实就是协会的会员,当选院士者,没有与之相应的各种待遇,而且,也没有特殊的学术。在申请课题、进行学术评价时,院士没有任何身份优势,与其他学者进行平等的竞争。这应该是我国院士制度的根本方向。
　　7、熊丙奇曾被央视网聘为特约评论员
　　2012年10月26日，央视网（特约评论员熊丙奇）《高谈师德不会终止“虐童”事件》：最近，教师、幼儿，又成社会焦点。先是山西太原一家幼儿园一位教师，仅因一名孩子不会十加一算术，就在半小时内打了孩子70次耳光。该校显示，多日来多名幼童被。接着，浙江温岭又出现一名以拍儿童照片为乐的教师，这名教师揪耳朵提起男童，将幼童扔进垃圾桶，用胶带将儿童嘴粘住的照片，令网友。 对于这两名教师，地方教育部门给出的解释是，山西这家幼儿园是不合格“黑幼儿园”，教师自然也是不合格的；浙江温岭这名教师虽然幼师毕业，但还没有拿到幼教资格证，而由于教师缺乏，所以允许幼儿园聘用幼师刚毕业的教师。在事发的第一时间，幼儿园已经做出辞退涉事教师的决定。但对于这类事情的反思，不能因辞退教师而终止。事实上，近年来，我国已连续发生多起幼儿园教师学生的事件，，诸如2010年，江苏兴化板桥幼儿园的一名幼儿老师，用电熨斗惩罚上课讲话的学生，有7名幼儿脸部被熨斗烫伤。当时，事件引起一片哗然，可现在看来，教育部门、幼儿园和教师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总体看来，、儿童事件的接连发生，与以下三方面因素有关。首先，我国当前学前教育师资存在严重的缺口，不少幼儿园只能聘用没有资质的幼儿教师，这导致幼儿教师整体素质不高，少数教师滥竽充数。据2011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我国在园幼儿（包括附设班）3424.45万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149.60万人，与此同时，教育部的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学前教育教师缺口80万人，其中农村大约缺56万人，如此计算，幼教缺口高达近40%。每次幼儿教师学生事件发生后，主管部门都说当事教师没有资格证，这被认为是托辞，但其实是实情。而这一实情恰恰反映出我国幼教匮乏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存在与长期来对学前教育的投入不足有关，导致学前教育资源匮乏，学前教师不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学前教育经给仅占到整体教育经费的1.3%，而世界平均水平为3.8%。其次，学校（幼儿园）的管理，没有严格依校。针对幼儿事件，地方教育部门和幼儿园，最初往往都希望息事宁人，内部处理，只是在的呼吁下，才报警，由警方介入调查。这反映教育部门、学校依教意识的缺乏。这种局面直接导致很多教师也缺乏法律意识，就像浙江这起事件的涉事教师，在事发之前，根本没意识到自己在违法，还认为这很“好玩”，甚至把照片发给家长“分享”，的报道，提供了一个细节，涉事的教师在接受采访时，依旧穿着照片中那件豹纹的外套，可却显得有些惊恐，靠近时，甚至能感觉到她在微微发抖，这和照片中她笑着把孩子拎起来，完全是不同的模样。如果学校在平时的教育管理中，严格要求教师遵守《教育法》、《教》、《未成年人保》，那么，这名教师是不可能法制观念如此淡漠的。需要注意的是，针对教师学生事件，地方教育部门表示接下来要对教师开展师德教育，这不可能起到多大作用，因为从本质上说，这些事件是法律问题，而不是问题，教师连底线的法律都不遵守，高谈师德无益于改变现状。再次，学校（幼儿园）不关心教师的状况和心理问题。多年前的一项调查就显示，在湖北、河南两省的在职幼儿教师进行的心理健康评定中，发现有 20.8%的幼儿教师心理健康水平欠佳，在人际交往和情绪状态方面存在较多的问题。在江西省的11个地市中进行的心理健康症状的自评中，发现有轻度症状反应的人占了总人数的24.2%，中度症状的人数占了11.2%，症状反应偏重的人数占3.6%，反应症状严重的人数占1.8%。这些问题近年来有进一步加剧的趋势。幼儿心理问题严重，主要由工作压力大（学校教师少，带教孩子多），工作任务重（既要完成带教任务，又面临各种行政考核压力，包括晋升职称，还要发表论文）心理问题得不到及时的舒缓有关（学校不断对幼儿的心理发展不够，也没有面向教师的心理咨询服务）。在浙江这起事件中，当事女教师的行为，从心理角度看，很可能存在某种心理问题，她通过孩子取乐，具有“施虐狂”的某些特点，因此，从“治病救人”出发，应该对其进行心理咨询、治疗。与此同时，应该对所有教师的心理情况进行调查、分析，这比对他们进行集中的师德教育更管用。教师学生事件，有个体的原因，但不能忽视这背后的教育资源配置问题、教育评价制度问题以及教师队伍建设、管理、发展问题。当教师紧缺，工作压力沉重，教师的准入门槛就会降低，整体素质受到影响，同时教师的职业荣誉感也会缺失。只有严肃面对这些问题，才能为幼儿的成长和每个教师的事业发展，创造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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