励与利益挂钩带坏科研风气 引发科技界人士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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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最珍视两个，一个是小学三年级时得到的全校比赛第一名，还有一个就是今天获得的CCF终身成就。”1月31日举行的中国计算机学会(CCF)颁大会上，获得CCF终身成就的张钹院士致谢时表示，“之所以看重这个，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工作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获得CCF杰出教育的国防科技大学教授齐治昌在领时则讲了个笑话：“这个项公布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有学生打来电话祝贺，我还以为是祝贺生日，后来我才知道自己获了。”
　　自2005年至今，中国计算机学会先后设立了12个励项目，励原则是同行推荐、评价，不允许自荐。各项同行推荐候选人后，根据CCF评条例，由各评分委员会组织评审，励委员会终审。
　　这些获人事先不知道自己获，也格外珍惜。在近几年的颁大会上，携80岁老伴领、70岁的老教授带90多岁老母亲领的情景，不时出现。
　　今年年初，中国计算机学会也因“励”二字备受瞩目。
　　鉴于已经实施多年的国家自然科学、技术发明、科学技术进步等国家级科学技术，在管理体制、评审过程及评结果中的一些问题，1月16日，中国计算机学会将一份名为《关于退出国家科技励评审的》送达国务院办公厅、中国科协、科技部、教育部等，指出问题的同时提出了几点建设性意见。
　　这与“透明计算”因获得“2014年国家自然科学一等”而备受争议的时间契合，中国计算机学会不得不再发声明：“本提议是在国家科技体制机制背景下，半年前已开始酝酿，于去年10月成稿。”
　　那么，科技励到底存在什么问题？对此，中国计算机学会海外理事、美国立大学教授张晓东，中国计算机学会秘书长杜子德联合撰写文章《励的本质和励的异化》，发表在最新一期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通讯》上。
　　励的生命力在于公信力
　　“一个有名望的科学技术，一定会有两个显著的效果：一是有突破性的科学发现和进展或有影响的科技创新得到了充分认可和广泛；二是获人得到了同行和的尊敬并受到鼓舞。”在张晓东和杜子德看来，有这两个显著效果的主要原因是获的工作得到世界范围内同行的认可，而且经得起时间，还有足够的和大量的事实来证明其影响力。
　　作为著名的海外华人学者，张晓东经常回国进行学术交流，也密切关注着国内的科技进展。他认为，在计算机领域，提出一个新概念、一个计算模型或装置、一个系统框架是经常的事。但是，有生命力的理论必须是有深远学术影响和广泛应用价值的。
　　比如，1969年，IBM的学者Edgard Codd提出了一个关系数据模型。当时学术界也有其他的数据模型，包括层次模型和网络模型等。而关系数据模型却迅速得到了工业界的积极响应，并以这个模型为基础开发数据库产品。著名的数据库公司甲骨文就是以这篇论文为基础在上世纪70年代建立的。关系数据模型很快成为主流计算机数据库的奠基石，并一直延续至今。为此，Codd获得了1981年的图灵。
　　“励就是激励人们去做好事，为改善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作出更多贡献，增加社会资本，增加社会正能量。如果每一个人都因为优秀人士的而争做好事，这个社会就会是个健康、向上的社会。”杜子德强调，励的生命力在于其公信力，励主体的、励标准、评程序以及结果，都会影响励的公信力。励好比一个度量价值观的尺子，好的励会产生强大的、良性的社会效果，如诺贝尔；而没有公信力或者错误的励则可能扭曲价值观，会人们的，让人们感到失望，这种现象就是励的异化所致。
　　励与利益挂钩带坏科研风气
　　“励异化后所产生的负面作用是巨大的，因为它会公平和，会给出错误的价值判断，会真正为崇高目标而奉献的人和组织。”张晓东和杜子德认为，如果励异化，还不如不。他们了解到，我国每年要颁发各种各样的，包括和专业，有些却得不到社会或同行认可。
　　他们认为，励异化的根源在于动机和目标的异化，比较典型的是将励和利益直接挂钩。“如果获后便会得到直接利益，这常常会损害励的初衷，带坏了科研和风气。”
　　“目前在我国科技领域，某人一旦获后会有机会担任大项目的负责人、获得更多的科研经费，有了获得杰出青年、入选千人计划乃至当院士的资本。实际上，这就导致许多人以得为其工作目标。”张晓东和杜子德还看到了这种“异化”的后果：出现了申报制和答辩制。这样科研人员为了获就要花很多时间和精力作非科研方面的努力。
　　法国知名经济学家、《21世纪资本论》作者托马斯·皮凯蒂曾接受法国授予的荣誉军团勋章，他给出的理由是，的角色“并非决定谁值得尊敬”。
　　由此，张晓东分析说：“评选主体错位会产生异化。一般而言，即使被夸是一件愉悦的事，但夸的主体失当或由外行评价专业方面的问题也会产生负面效果。”他将其比作另外一种“南郭先生”：“让计算机领域的专家来决定哪个生物学家的贡献更大”。
　　程序失当和不更会让励彻底偏离本质。张晓东和杜子德看到，当励者和被励人均有不正当的利益时，就会努力把这些融入评程序中，比如程序不公开，事先打招呼，项“设立者”有时也会评过程，甚至有人把评当作一种手段。
　　因此，张晓东和杜子德：“为了防止励的异化，必须让励回归本质，把获和利益链条斩断，将程序公开，评人公开，允许质疑，有纠错机制。”
　　自然科学一等空缺多年，与励机制变异有关
　　张晓东对国家自然科学的颁情况作了粗略统计：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6年中，国家自然科学一等颁发过23次，得的项目共有32项，其中25项是2000年之前完成的。
　　“可以说，与我们今天的条件相比，这25项影响世界的科研是中国学者在的科研下完成的，很多学者背后都有追求真理的感人经历。”张晓东注意到，国家自然科学一等第一次颁发是我国提出“向科学进军”的1956年，有3位科学家获此殊荣，他们是华罗庚、吴文俊和钱学森。
　　张晓东还详细叙述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得主陆家羲的经历和成就。
　　陆家羲生前是包头市第九中学的物理教师。1965年，他界上首次解决了组合数学领域的难题“寇克满问题”，不过，随即而来的是退稿和无处发表的困境。6年后，1971年两位美国数学家公布了他们对“寇克满问题”的研究结果。
　　陆家羲并没有为此而埋怨，他依然在艰苦的生活条件下和繁重的教学任务之余，开始求解另一个世界数学难题。1979年，陆家羲将他完成的“不相交斯坦纳三元系大集”的论文投到美国出版的世界组合数学方面的权威性刊物《组合论》，1982年正式发表，被国际组合数学界评价为：“这是20多年来组合设计中的重大成就之一。”
　　1983年，陆家羲去逝，年仅48岁。时任中国数学会理事长的吴文俊在了解了陆家羲的真实情况后，写道：“对陆家羲的生平、学术成就与品质为人都深有感触。虽然后来社会上对陆家羲的巨大贡献终于认识并给予确认，但损失已无法弥补。值得深思的是：这件事通过外国学者提出才引起了重视，否则陆家羲可能依然贫病交迫，埋没以终。怎样避免陆家羲这类事件的再次出现，是应该深长考虑”。1987年，陆家羲的妻子代替他接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的励。
　　与陆家羲同时代的还有陈景润和冯康，他们同样在极其的下孤军奋战，默默做着引领世界的科研工作。他们也是上个世纪国家自然科学一等的获者。
　　“2000年之后，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期，也成了世界上科研经费增长最快的国家。但从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得的事实上看，能够影响世界并有突破性的工作越来越少。为什么国家投入大了，反而少了呢？”张晓东和杜子德认为，这和我国励机制的变异有密切关系：把获变为努力的目标；将励和利益直接挂钩；评选主体错位；程序失当和不。此外，励机制的变异还严重影响着中国的人才培养。
　　他们认为，长期以来，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一切都由操办，包括学术评价在内。由于掌握的资源太多，又将评结果和资源分配结合了起来，于是获就起到一个强势的引领作用，这不但大大扭曲了励的初衷，也对励文化造成了极大。
　　一个良好的机制是良好文化的体现，而良好的文化也是良好机制的基础。
　　因此，他们提出：“必须努力让励回归其本质，只有这样，每个、专业人士或组织才能并富有地从事他们想做、同时又对人类和社会有益的事。”(李新玲)
　　本文转自：温州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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