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涌：江平学金是如何评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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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平民商金评选一年一度，已经持续十五年，第一届获者也近四十而不惑之龄，比当年的我还年长，可是，现在每次遇见他们，他们依然被我定格在十五年前的记忆中。参与江评选的老师们，也老了。安玲的大红围巾掩不住青丝，旭东的娃娃脸敌不过皱纹，显冬常拄着拐棍，身影比江平老师还年迈。江平老师的慈爱栽下一粒种子，在法大师生的热爱和培育下，盛开一朵绚丽的花--这就是江平民商金。江平民商金在中国大学享有极高的声誉，其中的原因，一方面是江平老师德高望重，另一方面是，学金的评选机制的独特和严格。很少有学金是这样评选的，采三轮竞争制，笔试--作文--口试，不厌其烦，力图选出最优秀的学子。评选就像奥林匹克运动会，群英荟萃，军都山下论民商；颁又像好莱坞之夜，流光溢彩，悬念迭出，如梦如幻。说起江考试，法大人都知道，它的强度是很恐怖的。第一轮笔试，题量极大。一般有32页A4纸的阅读量，五号字体，150多道选择题，三小时完成。这般考法，既考学生的专业，也考学生的意志和韧性，甚至还考学生的体力。同样是三小时考试时间，但远远超过司法考试的题量。第一次这样设计时，赵旭东老师问我：这样考会不会考出事故来？学生身体能承受吗？要不要请校医到考场值班？听起来，像是我们在组织一场铁人运动赛。我说：不会，都是客观选择题，学生如果不会答，就会乱钩一气，也费不了多大劲。第一轮全部采客观题，这也是有原因的。应追溯到2005年，第六届江评选曾引起一波涟漪的，不少同学对评选程序表示，反映到了徐显明校长那里。主要问题：一是初试题目都是主观题，却是由研究生批阅的；二是试卷包装极不严肃。那年评选确实存在失误。出题的巨大负担令我们主要负责的几位老师不堪重负，当考期日益临近时，我们意识到：浩繁的客观题是不可能一日出成的，最后，只能出大的主观题，六道思考和评论题，另加七道案例分析评论题。满分200分，考试时间四小时。且看2005年的几道题：第一题：中国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物权法》的起草工作，目前已经到了第四审议稿的阶段。其中第四条：物权应当公示。法律不经公示即享有物权的，依照其。请你对该试拟条文做出评论。第四题目前中国民起草中，对合同法和侵权法究竟应该采取统一规范抑或区分规范这一问题存在争论，请你发表自己的观点，并给出论证。第六题新《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不得股东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公司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请分别设计三个小案例，说明上述条文中所的三种情形。凭心而论，这些题出得都不错，它可以考出客观题考不出来的学生的素养。但是，问题出来了，数百份试卷，如何批阅？评阅任务极其繁重，龙卫球、刘智慧和我，一共才三位老师，杯水车薪，只能调研究生参加，最后就造成评分标准不一致的问题。至于试卷包装极不严肃，原因在于，江试卷印刷不是学校负责的，而是我们几位老师自己负责印。第一届的江试卷是在李显冬老师家里的打印机上一页一页打印出来的，他家的打印机也废掉了。之后，我负责试卷印刷，为了保密，不能在学校附近的打印社印，我就在我家附近荒野边的打印店打印，那地方现在已经成为奥林匹克公园，非常的繁华了，那个打印江试卷的小打印店的地点就是现在国家会议中心的北门。还是为了保密，我就让我的老父亲--一个退休老军人，守在打印店，印好后，用包好，装到大塑料袋里，在夜黑风高中，再搬回家，遇到巡逻，还会被犀利地盯好几眼，似乎塑料袋里装的法印刷品。第二天一早，我的研究生们到我家，一起打车将试卷运到昌平。--这就是试卷包装极不严肃的原因。之后，我们吸取了教训，确定了两项政策，一是初试全部采客观题，发动更多的民商法老师贡献题目。2006年的出题，民商两所的多数老师都参加了。2007年李建伟老师贡献了很多题目。二是请教务处考务科帮助印刷试卷，每年教务处魏冬梅副处长细心安排江试卷印刷工作，最近两年则由孙园植副处长安排，江试卷的印刷获得充分的保障。江评选就这样逐步了规范。但是，如果初试全部采用客观题，考试是有缺陷的，无法展现学生的分析和写作能力，所以，固定了2005年增设的第二轮写作考试环节。每年的写作考试的题目是：民法是一门科学吗？（2005）论中国大学民商本科教育（2006）我是怎样学习民商法的？（2007）我最喜爱读的一本名著（2008）民释学--我的理解（2009）宏景诉国源案法律意见书（2010）今日说法两则案例分析--以撒贝宁和萨维尼的对话形式撰写（2011）乌木案--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分析（2012）论商的制定（2013）改编5则案例，出5道不定项选择题（2014）作文考试的形式多是命题作文，考学生的写作能力，也考阅读面。2008年考《我喜欢读的一本名著》时，在考场上，一个同学问我：商法研究所编写的《商》是名著吗？不知道他的提问是严肃的？还是戏谑的？不过看见他稚嫩而茫然的表情，我明白了--他是除了教材，再也想不出一本名著了。2009年王泽鉴老师在法大礼堂与江平老师同台讲民释学，我主持，之后，就将该年的作文题定为民释学--我的理解。考试形式除了命题作文，也有例外。2010年我用了我在高等法院担任专家证人的宏景诉国源案的案卷材料，给每位进入复试的同学发一套案卷，在阅读案卷的基础上，撰写法律意见书，这几乎就是实战演习了。考试那晚，几大箱材料搬进教室时，同学们惊诧不已。今年江的第二轮的考法又有了新花样，因为在参与各种出题工作中，我深切感到出题工作的强度，以及出题对于综合能力的。所以，就让学生出题，在所给的案例素材的基础上，出五道不定向选择题，要求语言精练，设计精巧，深厚。看似简单，其实难度很大，综合考察阅读、、写作、逻辑思和想象力等多种能力。今年的评选中，有一名学生叫张峰铭，在第一轮笔试中，得104分，名列第一，但在第二轮考试中，淘汰。张峰铭同学只出了四道题，我看了他的试卷，四道题出得不错，稍作修补，直接作司考真题也不差，看得出他是有天分的，还是一位完美主义者。但是，也许他在前面的四道题耗时太多，最后一道题来不及写，就只写了一句话，就活活丢了30分。为了他，智慧老师给他一个较高的分，但依然未能他。我们考虑过：要不要为他开特别通道进入面试呢？最后，放弃了这一想法，还是按规则执行，因为依法评选是依国在微观上的体现。江考生张峰铭的故事说明一个人生：一个人既要完美主义，也要注重效率，完美与效率并重。在人生的历程中，有时要完美，有时又要注重效率。像张峰铭那样，为了完美而漏题，则是一个悲剧。在第二轮的作文考试中，2007年李弯弯同学写的《我是怎样学习民商法的》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她写到：从乡村高中来到法大，学习完全不一样了，根本就不知道怎样学习，书也看不懂。哭着给爸爸打电话，爸爸说：读书和锄田的道理是一样的。一遍看不懂，就看第二遍，第二遍看不懂，就看第三遍，直到看懂。一个高中生就是凭着这样的的进入了民商法的。李弯弯获得江，是当年获者中唯一的三年级学生。去年她硕士毕业，进入华录百纳集团工作。看到李弯弯的这段话，我甚感教师责任之重。在讲商法时，我也常看到学生无助和迷茫的眼神。我知道，他们在学习上遇到了困难。有的学生甚至陷入的抑郁症中，我曾接到一位学生家长的来信：孩子患抑郁症多年，一走来诸多辛酸、诸多泪水。孩子经常哭泣，诉说脑子变笨了，背不下来要背的东西。当然抑郁症是极端情形，但是，如果老师讲课讲不好，或根本不合适于学生稚嫩的，也会对学生造成，这是老师的。所以，我甚感探索本科生的民商法教学方法之重要，民商是一门有意义的学问，但如何讲授民商则是一门更有意义的学问。但是，当前的大学评价体制，并不注重教师在教学方面的努力和成就，给大学教学质量蒙上阴影。当然，法大民商本科教育是成功的，原因在于：一是有一批有责任心的教师，二是法大本科生素质普遍高，增加了教师教学的热情，三是民商法主课通常同时开十多个课头，十几位老师同时上，形成了实质上的竞争格局，学生经常串课听，博采众家，学生会用家安老师的问题去考于飞老师，用景善老师的理论去回答管晓峰爷爷的发问。所以，在法大的课堂上，你与学生过招，还得小心点。竞争是法大民商法本科教学成功的主要原因。如果像其他大学，一两位教授垄断民商法本科教学，教学竞争没有了，质量可能下降。1740年亚当.斯密进入大学读书，他发现大学的教学非常糟糕，他说：教授上课拿一本陈旧的书在读，偶尔穿插几句评论，就自诩是在上课了，而大学纪律却学生规规矩矩地接受这样的授课把戏（sham-lecture），考试采用的都是一些人的或死记硬背的问题。是什么原因导致著名的大学的？斯密说：是因为大学和教授通过，而非实力获得地位，学生不能自主选择教师，使得教师之间的竞争也消失了。在《亚当.斯密传》中读到这一段时，我浮想联翩：如果法大能保持住现有的本科生民商法教学的竞争体制和活力，即使五十年不给教师涨工资，教学质量也不会跌落。江的第三轮是口试，口试在意大利和俄罗斯的院中是主要的考试形式，今年我在意大利布雷西亚大学院访学，发现期终考试时，教授们要化好几天对学生进行口试，虽然强度大，但能测试出学生的真实水平，也反向促进了学生的学习。早期几届的口试都是民商合一的口试，方流芳教授主持过几届，校外的施天涛老师、王轶老师也应邀参加过。记不清是从哪届开始民商分立了，学生要分别进入民法所和商法所的口试考场，通过两轮口试。民法所采一对一的方式，商法所采小组讨论的方式。小组讨论式的口试效率高，有比较，气氛活跃。今年民法所从善如流，也采取小组讨论的形式了。民法所口试气氛比较严厉，2010年一位秦同学被民法老师得头晕目眩，扶着墙出来，摇摇晃晃张着大嘴走进商法口试教室。他的牙极白，远处看，我以为他口吐白沫了，赶紧上前扶他。这是我永远不会忘记的江口试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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