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新中国成立65周年—：成长的足迹》采编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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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探寻过去的岁月，梳理一段历史的变迁，还是很有趣的嘛！”建国65周年特刊已经刊定，在回顾时我这样想。但是，最开始接受任务的茫然我依然记忆犹新。我负责的是有关65周年来医疗以及计划生育的课题，比如1954年麻疹疫情的爆发，1958年“除四害”运动中“被”的麻雀，1979年“一对夫妻一个孩子”这项政策的落实，等等。
　　   吹起“历史的尘埃”给你看“探寻过去的岁月，梳理一段历史的变迁，还是很有趣的嘛！”建国65周年特刊已经刊定，在回顾时我这样想。但是，最开始接受任务的茫然我依然记忆犹新。我负责的是有关65周年来医疗以及计划生育的课题，比如1954年麻疹疫情的爆发，1958年“除四害”运动中“被”的麻雀，1979年“一对夫妻一个孩子”这项政策的落实，等等。
　　刚接下任务时，我脑中有些零星的片段：比如说麻疹，小时候妈说过我生过“疹子”，她吓得不得了。又比如说计划生育政策，打小我也不止一次听村里的大爷大娘们说起那段“疯狂的执法岁月”。可是这些怎么够！单纯一个个体的感受太过于狭隘，宏观层面上的历史如何去展现？
　　这样的情况在采访中也是存在的。因为历史总是回过头去看，许多转折都是潜移默化中产生的，而人们记住的往往是荣耀，或者伤痛。图片上的老爷子名叫杨寿山，他是无棣县信阳镇齐家花园村村民，今年已经82岁了。从1960年开始，他干了30年的村支部。对于麻疹疫苗，他记忆已然寥寥；对于计划生育，他倒有不少印象，从刚开始要求妇女结扎，他们村被评为计生先进单位，到去泰安作经验交流，到上世纪80年代后的那些风风雨雨，谈了不少。结果谈到最后，他对我说，“我印象最深的还是挨饿那三年。”
　　当然，有些采访让我更加明确了问题的方向。其中的两个最好的例子，一个是我父母，另一个是无棣县柳堡镇从事计生工作21年的樊志臣。当然，两者是不同的，前者给我许多形象认识，让我产生更多问题，后者根据工作经验，替我梳理了这些年计生政策的变化。
　　将问题带进去是梳理事件的最好方法。于是我开始了“寻宝”的过程：麻疹疫苗从1968年就开始在惠民地区普及，为什么还有许多生麻疹的？翻资料后，才知道1978年开始冷链系统让疫苗效力大大提高；除四害，麻雀如何？在故纸堆里找来佐证，“惠民地区1957年捕雀达237万只，掏雀蛋65.5万个。”而关于计划生育，没想到在1964年惠民专署卫生局就开始举办计生展览，宣传避孕、结扎技术，之后才是1979年提出“一对夫妻只生一个”。而30年计生工作显著，全市累计少生280多万人……就这样，满怀着兴趣找来不同材料进行佐证，校对时间和事件，确定政策及影响，在加完班写完稿子以后，满足感让回家的程都轻松起来。
　　记得有人这样形容历史和新闻：历史关注的是“尘埃落定”，新闻研究的是“尘埃乍起”。将新闻与历史结合，应该如何去做呢？也许这时候我们真的需要鼓起腮帮子，用力吹口气，然后仔细瞅瞅飘荡起的尘埃是啥样。
　　两个月的鏖战，值，真值！
　　长舒一口气，终于结束了。
　　近60个日夜的奋战，近200个版的内容，《：成长的足迹》面世了。作为这份大型特刊的参与者，除承担前期十几篇的写作任务之外，后期我还承担着38个版的编辑任务。工作量之大，难度之高，是我到日报十年来未曾遇到过的。回想这次历程，或许有些许的遗憾，然而，更多的是“自信”、“成长”这些充满正能量的词汇。
　　前期的写作任务，一开始是摸不着头绪的。没有文字资料，找不到采访对象，我的心里犯嘀咕，啥都没有，让我怎么写呢？在痛苦的思索过程中，我也渐渐明白，问题就是用来解决的，常规就是用来打破的。
　　于是，接下来的日子里，“上网搜搜”就成为我的家常便饭，“跑资料室”就成为我的必修之课。我在的资料海洋里徜徉，努力寻找着那块属于我的陆地。远处，一块“陆地”微微露出了头，我兴冲冲地奔过去，哎呀，这块“陆地”的价值不大，。那儿，又一块“陆地”冒出了尖，哈哈，这块“陆地”富含着宝藏，有用。就这样，一块接着一块地寻找，属于我的“陆地”多了起来。
　　搜集来的资料，通过仔细甄选，构成了我写作的基础。但是，要把稿子写得有滋有味，光靠这些资料是万万不行的，还得有鲜活的人物和亲历者讲述的故事。于是，寻找亲历者、联系采访对象，又成为这一时段的重要任务。打电话，打电话，还是打电话。约采访，约采访，还是约采访。时间就在这一通一通的电话中，在这一个又一个的采访中流淌着。而十几篇也在这紧张又忙碌的状态下成型了。
　　后期的编辑，更是一个艰苦卓绝的过程。
　　这份特刊需要使用大量的历史照片。于是，田军主任、振平主任就成了我的“亲密战友”。“这张不行，这张也不行，哎，这张不错，这张更好。”此起彼伏的讨论声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回荡。
　　程姐和米姐是我做版时的搭档。为了能够将版面做得精彩，一个版大大小小的变动数不清有多少次。但她们从来不说“调不了”“就这样吧”这样的话，而是把每一个细节做好。她们认真负责的态度让我，她们爽朗的笑声也让我放松了心情。
　　经过两个月的鏖战，虽然我的身体消瘦了一些，但是我的能量却“肥胖”了不少。我觉得，值，真值！
　　    最艰险的“战役” 最丰厚的收获
　　建国65周年特刊，7月中旬启动，9月下旬印刷发行，近200个版，是我2001年进入以来，经历过的最艰险“战役”。
　　经过大家齐心协力昼夜奋战，这一场艰险的“战役”大获全胜。捧着散发着油墨香的特刊，感慨良多，收获颇丰。
　　爱国的热情，激励我们一往无前。虽然“战役”艰险，但无论记者、编辑，还是与我们合作的部门，都对特刊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抛去职业因素，对祖国、对的热爱是根本动因。从这一经历中也可以得出，依靠人民爱国、爱家乡的热情，我们就可以战无不胜。
　　群众的支持，让我们动力澎湃。在特刊的资料收集阶段，记者追寻当年的当事人，让他们回忆细节，还原场景，得到了很多珍贵资料。有的人把珍藏多年的高考试卷、录取通知书、老照片展示出来，让我们深受，也让我们明白，党报只有扎根于群众，才能有持久的动力。
　　专业人士的帮助，让我们底气十足。我们邀请了市委党史研究室、市档案局、市史志办的有关专家，请他们协助寻找资料，甚至直接撰写文章。他们撰写的33篇“大块头”文章，让我们有了十足的底气。特刊的采编过程，深化了我们的一个共识：无论何时，专业人士都是我们办报的财富。
　　科学合理的分工调度，让采编顺利推进。特刊共刊登200多篇，除了专家提供的33篇，十几名采写人员要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写160多篇。布置任务时，我们充分考虑了每名采写人员熟悉的领域、擅长的写作方式甚至兴趣爱好。记者的专业化，一直是的方向，通过特刊的运作，印证了这一方向的正确，今后理应更加地贯彻执行。
　　追赶超越的道没有终点，日报创新报道的步伐永不停歇。让我们胸怀一个个胜仗带来的信心和勇气，向着下一个“战场”，出发！
　　为梳理65年记忆
　　9月23日晚11点半，日9楼编辑部，《纪念新中国成立65周年——：成长的足迹》所有版样完成编辑工作，并由各位领导签字，马上就送到1楼印务公司交付印刷。我拿着签字版样心中百感交集。近3个月的劳累终告一段落，但能参与团队工作，为留下一段清晰的65年图文记忆让我的心中依然兴奋着。
　　7月初，日社长、总编辑王庆国和副社长张新全打电话找我，跟我说关于建国65周年报道的初步策划并要我去市档案馆、史志办、党史委搜集一些相关资料。
　　7月14日，在市档案馆现代化资料库房里，我还是比较“慧眼识珠”地选择借阅《惠民地区历史大事记（1950——1992）》和《地区志》。取回书后，我便在工作间隙，挨条挨条地看曾经发生的大事。
　　看着看着，我竟然被深深地了！连我自己也意想不到，这两本没有任何煽情语言，甚至以前就算摆在书架上我都懒得动的书竟然让我思绪万千。从这两本书里，我看到了走过的不平凡的65年历程。
　　这两本书，用最客观最平实的语言记录着：建国初的，没有城市、没有沥青公、没有电……你无法想象的物质匮乏；有的是黄河、旱灾、雨灾，年复一年，各种灾情来势汹涌，你也是无法想象……
　　书中还用最客观最平实的语言记录着：惠民地委行署、地委行署、市委市带领干部和人民群众，无畏勇敢地迎接挑战，提出各种不同的适合当时的建设计划并投入实施。
　　读着这两本书，我不由得问自己，我们今天的城市是怎么来的？我们有理由为65年来的建设发展留一份清晰的资料，让现在的我们和后来的人们铭记历史。
　　在这样的情绪支配下，我用了4天4夜的时间完成了《65年大事记》初稿。针对初稿，开了好几次大的论证会，我印象很深的一次是请市史志办的侯玉杰师兄，还有一次是由市委党史委、史志办、档案馆和集体举行的论证会。两次论证会都开得“天昏地暗”，一次是凌晨结束，一次是从上午一直开到下午1点，大家在辩论中积极快乐地推进这项工作。
　　很幸运自己参与了策划、论证、采访、编辑等各环节的工作，每个环节都曾起伏跌宕，令我抓耳挠腮过，但困难都一一克服了。到今天特刊问世，我可以很欣慰地说，近3个月的紧张和劳累非常值得，这一特刊已成为我有生以来所做的非常有意义的一件大事。
　　还原最念念不忘的片断
　　接到这次特刊的采访任务时，心中便有一种特殊的情绪在悄然涌动。从事新闻工作已经4年，习惯了以人的眼光对“时新”两个字追根究底，可骨子里的怀旧情结自始至终始都没有改变。
　　忙不迭地从办公室的角落翻出一本本厚重的《日报》合订本，掸去静落多年的尘埃，掀开泛黄褪色的纸张，用新闻记录的历史跃然眼前，得以窥看到年轮的断面。
　　在老劳动局宿舍的一户人家，采访对象兴奋地向记者展示上世纪70年代初山东大学的毕业证书：比身份证还小一圈，红皮面小本，记载了工农兵能够被推荐上大学的一段往事。
　　在无棣县一个不起眼的小村里，采访对象把1977年参加高考的试卷连同当时的教科书珍藏在一个大纸袋里。
　　时隔37年，试卷竟然几乎没有褶皱，仿佛刚从考场上带回来一样。
　　在滨医附院一间办公室里，采访对象回忆医学院医疗二系的创办历程。这个在全国开创残疾人高等教育先河的院系，让众多身残志坚的青年重拾梦想，凭他们超越的意志完成了让人惊叹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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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是由人写成的。我庆幸能够遇见这些人，听他们讲述那段遥远的历史，还原最念念不忘的片段，让这每一段记忆能够不被时光冲淡色彩，淹没光华。
　　历时逾一个月，当我采访完最后一个对象，敲出最后一个句点时，我只想以我微薄的文字，将这座城市发生过的故事，将那些人目睹过的精彩，向你一一诉说。
　　近距离感受历史真实
　　建国65周年特刊采编任务终于告一段落了，回顾两个月来，尤其是连轴转的大半个月，经历了与往常不同“开挂式”的锻炼自不必说，采访时的经历也觉得颇有兴味。
　　我负责1960到1969年这10年20个版的编辑工作。根据分工，这10年里，1960年视察专区、1965年视察惠民专区、1966年视察“九二三厂”等选题，需要我自己去采访。
　　考虑到日报五版《人文》板块上常有类似的钩沉文章，就一期一期地“扒拉”，终于在2012年10月30日，找到一篇名为《52年前曾来》的文章。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第一篇有了着落，联系到作者孙向忠，兴许就能找到更多有价值的线索，不过按他当时时留下的座机号，拨过去竟是空号。
　　这条线索断了，再想别的辙。几经联系，我找到了今年73周岁的周福楼老师。周老师原先是地区经济体制委员会主任、党组。老爷子在位时“位高权重”，认识的人不少，如今退下来了以文字为伴，也有不少文史圈里的朋友，找他帮忙联系采访对象比较靠谱。
　　打通电话，说明意思后，乐于助人的老爷子用打电话时特有的“高八度”的声音回答说，手头倒有几个人选，不过需要核实一下。
　　最后，周福楼老师给我推荐了丁宝贤老人。曾任惠民专区处长的丁宝贤，当年先后参与负责过和的工作，作为历史的参与者和者是最合适的采访对象。
　　一个周六的上午，周福楼老师领着我一起登门拜访。进门时，86周岁的丁老和老伴在门口相迎。握手道安后，打量眼前的这位老人。老人家头发花白，眼睛有神，身子骨挺硬朗的，说话中气十足，不过就是耳背得有些厉害，需要戴助听器。
　　我平时说话声音不大，为了能让他听清楚，特意提高了声音，没想到老人家还是听不懂。坐在一旁的周福楼老师，前倾着身子把我问的问题又对他“吼”了几遍。这下丁老才算是听懂了，前后有两个多小时里，记忆就像开了闸的河水，捎带着些许混乱的漩涡，倾泻流淌。
　　历史是当年的新闻，新闻是若干年后的历史。通过这次对丁老的采访，我对这句话有了更深刻的理解，这有别于以前文字游戏式的肤浅理解。
　　记者的工作是记录当下，其实也是在记录发现历史，为让后来者能更真切地了解历史的脉络，我们需要更加用心地记录下当下发生的历史。
　　那些事件亲历者让我
　　我参与《纪念新中国成立65周年——：成长的足迹》特刊，采写的题目不算多，包括北镇黄河大桥建成前怎样过黄河、我市开始人工降雨并获得成功、行政文化中心搬迁五选一确定西区建设等。
　　如何将当年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完整、准确、生动地呈献给读者，既需要翻阅查询相关历史材料，更需要找寻采访相关事件的亲历者、知情者。
　　58岁的刘国栋，作为当年柴油机厂民兵连的高炮炮长，亲身经历了1975年第一次人工降雨作业。因为在长期的高炮训练、人工降雨作业中，熟练掌握了高炮操作、维修技能，后来由柴油机厂调到了市增雨防雹高炮维修中心专门负责全市增雨高炮的维修和养护工作,一生与高炮维修结缘。
　　原惠民地区副专员程竹坤，回忆当年规划选址新区的事情，在电话中依然是在职时“高八度”的烟台普通话。为了给地委、行署领导层决策提供详实的一手资料，作为分管城建工作的副专员，他组织了一个十多家部门参与的选址规划工作小组，历时近一年的时间，从黄河两岸遴选新行政中心的，曾经冒着高温钻玉米地，顶着寒风登高望远，反反复复酝酿讨论，在集中制的原则下确立了行政中心西迁，最终成就了如今“四环五海”的城市新貌。
　　回顾历史，探访这些历史事件亲历者，仔细琢磨：是他们创造了历史，还是历史成就了他们？这些历史事件亲历者让我从心底升起对他们由衷的敬佩。
　　这是一次必须的“回首”
　　这是一次关于“从何处来”的“回首”。我采写的两篇，一篇是1983年的“严打”，一篇是1984年的“农转非”。这两件事发生时，我还尚不知“人事”。
　　采写之初，我就联系了市，对方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当我小心翼翼地翻看市档案馆那些“记忆”时，自己仿佛置身于当时的场景：1983年的社会治安形势严峻，中央、省委对“严打”工作做了明确的。在当时的惠民地区，从地委行署，到地区，到，都积极动员起来，发动了一次全民总动员。
　　这是一次关于“要向何处去”的“回首”。1983年的“严打”，是我国全国范围内的第一次“严打”。
　　从平安建设的角度看，1983年的“严打”对之后我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作为中国户籍制度发展历史上具有标志性的一年，1984年，国家对户籍严控制度开始松动，农民可以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同时，城区内五四、耿家等13个村的3009户、1.12万人，由农业户口转为非农业户口。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对此，我们相信随着推进，城乡二元结构终将逐步消除，农民将共享更多的现代化。
　　对于我们人来说，这是一次“学习”的“回首”。
　　在行业面临着日益严峻竞争的当下，如何让新闻更有内容，更有滋味，让文章有历史的纵深感，在我看来这种“回首”就是一条途径。
　　操作这样一个课题，对于我来说，则是一次系统地学习历史，了解某一领域发展变迁的难得机会。
　　借助整理1983年的“严打”材料，我的脑海里对工作乃至全国工作有了一个更为明晰的轮廓。
　　通过1984年“农转非”这个课题，我对户籍以及二元结构、城镇化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并肩作战，没有比这更让人振奋的
　　采写的过程既疲累又愉快，到截稿之前，同事打招呼都保持了高度的统一：“hi，完成几篇啦？”什么样的回答不重要，重要的是感到他们与自己同在，都在为同样的事情努力着。
　　晚上加班，周末加班，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摞着厚厚的史料，地区年鉴、地区志、各个部门的发展史以及各种文史集子。
　　在翻阅史料，寻找对自己写稿有用的信息时，因为资料有限，每一句话都变得异常珍贵。有一次，我接到新闻编辑部主任邱芹的电话，她很兴奋地对我说，在《流光碎影》里有一句说地膜覆盖种棉花的事。我听后立马找出这本书，发现虽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但是以此为线索采访到了原棉花办主任，将这段历史补齐。
　　现在，特刊终于问世了，看着特刊大气的封面，详实生动的历史故事，自己由衷地感谢这份工作，像经历了一场完胜的战役，大家并肩作战，再也没有比这更让人振奋的事了。
　　惟有前行才能留下闪光足迹
　　国庆节前夕，凝聚着日所有采编人员心血的大型特刊——《庆祝建国65周年——：成长的足迹》如期隆重出版了。
　　捧着这本图文并茂、散发着浓浓墨香的特刊，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可以想象，所有参与这项工作的领导和同事们，面对这本特刊，心情和我一样，有仿若孕育十月的孩子降世般的幸福感觉。
　　根据安排，我和新闻编辑部主任邱芹负责特刊2007—2014年的部分。这个阶段正是我市城乡面貌、人民生活水平、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等各项事业迅猛发展的重要时期。
　　面对如此的史料，文字、数字、图片……我时刻提醒自己，专注再专注，谨慎再谨慎。现在想来，当时工作起来真的有一种如履薄冰的感觉。特别是在特刊最后定稿印刷的那些天，领导和同事们几乎都是彻夜不眠，蚊虫叮咬顾不得，方便面放在电脑旁以备充饥，大家充分利用一分一秒的时间，想着如何认真梳理文稿避免出现差错，怎样把版面做得更精致一些，生怕有一丝疏漏……
　　这几天，我们经常是迎着晨起的第一缕阳光回家，稍作休息就匆匆吃点早餐赶回单位，再次投入到紧张而繁重的工作之中……
　　看着特刊精美的封面，目光再一次被“足迹”这两个大字吸引。是啊，这65年的足迹都浓缩在这里，从这里出发，又是一个新的起点。惟有前行，才能留下闪光的足迹。
　　追寻“足迹”接受心灵洗礼
　　9月23日清晨5点，整座城市都在沉睡中。我走出，整个人仿佛置身于一种无法言说的清幽境界。
　　再过几天，《：成长的足迹》即将“横空出世”。想到这，心中禁不住开始沸腾起来……从特刊的采写到编辑，带给我的是一次心灵的洗礼！
　　1963年人们是如何学雷锋的？1971年阿尔巴尼亚客人来杨柳雪时是怎样的情景？1988年的抢购风还记得吗……
　　面对这些没有材料可以借鉴的选题，我心生忐忑，于是开始了不停的追寻，追寻不同年代亲历者留下的“足迹”。
　　“学习雷锋好榜样，忠于忠于党……”听着70多岁的马清秀老人那虽不“动听”但字字有力的清唱，我也情不自禁地跟着哼唱起来。而退休干部张建老人煞有介事地扯起嗓子，学着1988年姜昆、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着急》中的台词“听说副食品要涨价了”！则让我感受到了当年的抢购风在今天看来是多么滑稽。
　　采写结束，也意味着编辑的开始。此时，最热闹的地方就是编辑部了……在一张张已经基本成型的样刊上，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经过了全体编辑的精心淬炼。从开始编辑特刊以来，我们每天的工作量都在10小时以上，甚至连续几天都是通宵达旦，说不辛苦是假的，但劳累带来的幸福却是真真切切的。
　　年度大事中，一个事件的配图从无到有，反反复复调换多少次已经记不清。从上午走进办公室那一刻，就再也停不下来，直到手腕发麻。但我们并没有因劳累而抱怨：无论多晚，编辑部的灯都是亮着的；无论多累，编辑部的笑声都是清脆的。
　　建国以来，成长的时代“脚印”慢慢被梳理了出来，“大树”的清晰年轮已被轻轻触摸，我们禁不住心潮澎湃。
　　咂摸历史背后“土的声音”
　　您能想到吗？北镇中学出来的知青居然有人演过芭蕾舞《白毛女》！这节目在当年可是极难学的样板戏。即使在今天的，集齐最优秀的舞者，短时间内也很难排出这个节目啊。
　　——就在咱身边，总有一些故事会让吃一惊。大型特刊《：成长的足迹》发行在即，笔者能参与其中，深感荣幸。
　　历史的河流长呀长，或许，我们只能打捞一点碎片，收藏一点浪花在心里。我的娃娃快七个月了，每天晚上都要她爹用这破锣嗓子唱歌，再用惠民方言将每天采访到的故事讲一遍。
　　有朋友见了，常常要笑话我：“要自小教给孩子普通话。”我不以为然。普通话长大了随时可以学，但方言只有在幼童时代才能渗入血液里面。对我而言，方言是母语，是我贴近土地的一种方式，我希望孩子继承这笔财富。
　　记得大学时代，同学常笑我是“一声肤色斗争中”。的确，这黝黑得近乎生锈的肤色让哥们我始终在土里土气中徘徊。后来的学业和工作都是在田地里疯跑，更是不以土为耻，反以土为荣。在这次《足迹》采访中，我就特别喜欢咂摸历史背后“土的声音”。比如，侯宝林来的那些小故事。
　　当时，北镇的卫生条件不好，饭桌上老有些苍蝇飞来飞去。工作人员忙着，可总赶不走。当时侯宝林呵呵一笑说：“我有办法。”他要了一只小碗，倒上一杯白酒，用火柴点着。火一着，酒气上升，苍蝇就飞走了。
　　有一次，侯宝林拿出一只易拉罐大小的布口袋，从中抓出一把白沙攥在手里，一边撒沙子，嘴里还一边唱着太平歌词。
　　侯宝林为啥随身携带沙袋呢？他怎么喜欢撒沙子写字呢？他这样解释：“解放前，相声艺人没有地位，我们就在马边上摆地摊卖艺。开演之前，我就带着这一把沙子，一边唱一边画圈，为的是吸引观众，同时这个圈就是一个舞台。这就叫划场子。
　　所谓名人，所谓历史，在其背后的，总是生活的酸甜苦辣咸。走下闪亮的舞台，侯宝林就是胡同里极平凡的老大爷。这样的老大爷更让我。
　　那些“土的声音”正在消散，连胡同、柴禾垛都难见到了。可我总想多记录一些。
　　“磨剪子来戗菜刀！”在安静的深夜里，“土的声音”，常常让我泪流满面。
　　在故事中留下我们的“足迹”
　　今年的国庆节，恰逢建国65周年。在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成长的足迹》终于问世了。
　　作为一名年轻记者，我接受了18篇的写作任务。对我而言，不论从数量上还是从时间跨度上，都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在奔忙的过程中，我深深感觉到，每一个人物都有一个故事，每一次交谈都凝聚着一段历史。在这其中，87岁的齐希贤老人让我印象深刻。
　　初见齐老，丝毫看不出这是一位年近九旬的老者：腰不弯，手不抖，眼不花，齿不落，双眼炯炯有神，说话声若洪钟。通过交谈得知，1972年北镇黄河大桥建设期间，齐老曾任滨县公站，参与了大桥几乎所有的基础建设工作。我刚一发问，老人的话就如竹筒里的豆子倒了出来。结果，我准备的采访提纲根本没用上。老人如同讲故事一般，把整个大桥建设的前因后果告诉了我，思之清晰，记忆之准确，让我惊叹。
　　采访结束后，我问齐老，都过去那么多年了，您怎么还记得那么清楚？老人反问我，你看我身体还行吧？我说，您的身体很好。老人笑着说，那是因为曾经的工作让他的生活充满，有了，人就活得洒脱。就好像黄河大桥，正因为他是参建者、者，亲历了大桥从有到无的过程，所以看着它如今依旧横跨黄河南北，万千，就打心眼里高兴。
　　的确，正如老人所说，历史之所以成为历史，绝不仅仅是因为它是过去某个时间内所发生的事件，更重要的在于这些事件对现在或未来的借鉴意义。我们的特刊，就是一部浓缩了65年发展史的故事集和回忆录。编撰特刊的几十个日日夜夜，也折射出当代报人寻古访今、追溯历史的壮志雄心。我们自己，既是历史的记录者，也是历史的创造者。
　　与历史的美丽邂逅
　　建国65周年特刊终于告一段落。
　　在任务安排中，我负责有关通讯历史的梳理、互联网工程竣工以及“六节两赛”的相关采访工作，时间跨度从1988年到2004年。由于之前对这一时期内的历史不甚了解，所以在采访初期便遇到了难题——到底该采访谁呢？
　　带着最初的疑问，我开始了寻找事件当事人的之旅。先从市情网开始找起，再加上翻阅资料以及相关书籍，将有关信息整理下来，用时间顺序将之成线。之后，邮电局、移动公司、联通公司……我挨个打起了电话，询问对方能否提供相关信息。
　　随着翻阅资料以及一圈十几个电话打下来，还真找到了线索！眼看离领导设定的交稿期限越来越近，我着实慌了起来。由于还有正常的版面要出，一直到了中秋节前夕，我才终于有了充足的时间整理录音。整理录音的过程，一方面是对采访人的讲述进行梳理，另一方面则是重新学习、回顾那段历史。
　　稿子写毕，接下来就是版面的编排工作。现在想来，编辑版面时最难搞的是一遍遍细微调整的过程，那真是让人“头大”——照片不好换照片，标题不好换标题，格式不对换格式……一系列细节的东西让人有些顾此失彼。所幸，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一切都有惊无险地完成了。
　　回顾采访以及编辑的过程，与其说是在工作，倒不如说是在经历一场美丽的邂逅，邂逅一个个鲜为人知的趣闻，邂逅一段段亲历者记忆中奋斗的青春，更邂逅年少的我未曾经历过的历史以及那段成长的足迹……
　　山穷水尽后的柳暗花明
　　建国65周年特刊，我承担的只有三篇，所以起初并没有太大压力。
　　接手任务后，按照惯例，先是寻找“有关部门”。大学来滨社会实践这事我清楚当时是市科技局负责联系的，对方也表示积极配合。北镇活塞厂八工位自动浇注机获全国科学技术大会这一选题，因为和活塞公司不熟，就通过科技部门和对方取得联系。得到对方积极回应后，心里放松了不少。
　　一晃两周多过去，召开调度会，我开始着手采写。然而，再一次联系，预料之外的情形出现了。
　　渤海活塞张总告诉我，因为时隔30多年，具体情形他也不甚了解，可以找公司项目办看有无档案资料留存。电话打通，项目办主任朱利民说，“张总说的和你说的不是一回事。”原来，张总误以为我要采访的是上世纪80年代活塞厂首次获全国科技进步的事。而对于这次的采访主题，朱利民查找了解一番后告诉我，公司没有任何的纸质或图片资料记载。
　　那就再看看第三篇1985年首次励有突出贡献的知识这一选题能否寻找到突破口。所有考虑到可能与此事有关的主管部门都查找不到任何人证、。无奈向领导汇报，领导提醒我，“能不能找到这些受表彰人员的单位，再由其单位帮着联系。”但事情过去这么久，名字都没几个人熟悉，又如何知道他们的单位呢？领导看了下名单说：“这个马振泉我听说过，好像原来是地区农科所的，后来到了职业学院。”联系职业学院，对方一听就说，“马老已经去世了”。那么，能不能问下档案局，如果能找到原始文件的话，应该会有受励人员单位。市档案局工作人员查找后只找到当年转发的省科协的一份文件，而惠民地区关于这件事的具体文件却没有。我甚至开始怀疑这件事的存在了。
　　截稿日期逼近，三篇稿子两篇毫无着落，实在是没法交代。一天中午，拿着任务表，毫无头绪的我开始挨个输入13名受励知识名字搜索。当输入“魏玉桐”三个字时，一条信息跳出，是关于市水产所向困难职工捐款的，其中有句话，“原市水产研究所第一任所长、原市海洋与渔业局副局长、退休老魏玉桐同志，闻讯后也解囊相助，献出了一份爱心。”心中升起莫名的兴奋。心中暗暗，希望这个“魏玉桐”就是受表彰励的“魏玉桐”。这大概是最后的希望了，找到电话号码立马打过去，一问果真是。更让人惊喜的是，老人手中还保存有一份当年复印的受表彰励的文件。
　　第二天上午再次联系渤海活塞，“是不是参与者不要紧，找一位当年来厂比较早的知情者聊聊看吧”。根据朱利任提供的电话找到赵士博老人，又是一个惊喜，老人知道的比我预想的多得多。
　　山穷水尽之后的柳暗花明，对我何尝不是一种新闻历练。而经历种种后，也让我更深刻地感觉到，这次特刊不但应该出，而且真的是不能再等了。
　　

宣汉农商银行开展安防知识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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