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丁玲怨恨沈从文之因：被他写成了土娼一样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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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如陈漱渝先生所归纳的“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绘成一个‘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单纯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
　　核心提示：正如陈漱渝先生所归纳的“丁玲认为，沈从文按照自己的低级趣味，把她描绘成一个与情魔、与湘西土娼毫无二致的女人，把她跟胡也频的结合写成是单纯结合，并有意无意地在她的私生活中蒙上一层粉红颜色”。
　　本文摘自：《博览群书》2009年第3期，作者：陈素娟，原题为：《从女性视角看丁玲变恶沈从文》
　　1933年5月14日，丁玲在上海被，当时几乎无一人敢出面揭露此事。尚在青岛大学任教的沈从文得知后，于5月25日写下了《丁玲女士》一文，并在胡适主编的《评论》上刊出，后又在《大公报文学副刊》上相继刊登出《丁玲女士》以及《记丁玲女士跋》两篇文章。不久，忽然听到丁玲的传闻，正在为老友奔走呼号的沈从文感到无比和悲伤。正是在这种情绪下，才有了《记丁玲女士》（后改名为《记丁玲》）一书。当该书在天津《国闻周报》上连载时，引起了社会的关注。这不能不说给了一定的压力，从而在某种程度上缓解了丁玲的性。
　　近50年后，这份记忆在80年代初被。身为传主的丁玲一反常态，对过去20年给予她的人默不作声，却对这部关于她本人的传记痛骂有加、嗤之以鼻。1980年春，丁玲在《诗刊》第3期上发表了《也频与》，文中称《记丁玲》是“一部编得很的小说”、“”、“连篇累牍”，并斥作者沈从文为“怕死的胆，斤斤计较个人得失的市侩，站在高岸上品评在汹涌波涛中奋战的英雄们的高贵绅士”。两人过世之后，“树欲静而风不止”，由此而引起了一段“丁沈文坛公案”，研究者各持己见，争论不休。其中多数是站在同情沈从文的角度，丁玲的“有失偏颇”。但无论是哪种情况，大多都从强调丁玲的性出发。这不免引人深思：难道就因为的不同，曾经被传为“文坛佳话”的深厚友谊就这样破裂了吗？是不是还有别的原因存在呢？
　　丁玲本人曾对一个研究者这样解释：“我后，有一年沈从文又到了常德。有两个文学青年，也是他的者去看他，并告诉他我母亲在常德，问他要不要去看望。他说没时间了，不去了。这两个青年很，将情况如实告诉了我母亲，认为他太不够朋友了。等到后来我母亲将这一情况告诉我之后，我也很生气，这叫什么朋友？建国前夕，我回到了，雪峰同志告诉我，我后，他曾找到沈从文，恳求他出面保我出狱，一切费用由党负担，但却遭到了沈从文的断然，他表示不能插手这件事了。这就说明，沈从文怕得要命。而他写什么《记丁玲》，好像和我友谊多么深厚，纯粹是。通过这两件事，我实在不愿再理他了。”（袁良骏《丁玲：不解的恩怨和谜团》）后来，在她的回忆录《魍魉世界风雪》（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版，第82-83页，第91页）里，也有过类似的记载：
　　1934年他返湘西，过常德，住在第二师范学校，有师生他应该去看一看我母亲，但他不去；第二师范的同学们就自行去我家看望我母亲，并在我母亲面前说了一些不平的话。原来那时沈从文正以挚友的身份在上发表《记丁玲》的长文。我母亲是饱经人情冷暖、世态炎凉的过来人，对此倒没有什么很多的感慨，只觉得这是一件很平常的事，值不得大惊小怪；她曾经把这些事当成别人的事那样讲给我听。而我心里却有点难受。我对这个人的为人是知道得很清楚的。在那种风风雨雨的浪涛里，他向来胆小，怕受，自是不必责怪的。我理解他并且原谅他。只是再次见面时，总有一丝不自然。哪里料到，后来沈从文却不愿意借用他的名义接我母亲到上海向要还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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