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沉埋的历史：两千多西军被 女兵被肆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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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沉埋的历史：两千多西军被 女兵被肆意
　　在1951年出版的经本人审定的《选集》第一卷中针对这段文字的注释为：“1936年秋季，红四方面军与红二方面军会合后，从西康东北部出发，作北上的转移。张国焘这时候仍然，他一贯的退却主义和取消主义。同年10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后，张国焘命令红四方面军的前锋部队2万余人，组织西军，渡黄河向青海西进。西军1936年12月在战争中受到打击而基本失败，至1937年3月完全失败。”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西军问题一度成为党史和军史研究中的一个“禁区”。直到后，由于亲身经历者、、等人的直接干预，的坚定支持，西军的历史才逐步得以。
　　那时的地域广阔，与外蒙古相交接。如果红军先取，后取甘西(甘肃西部)，就可以从外蒙古及新疆两个方向连通苏联，获取战略物资，解决红军长久以来谋求的战略靠背问题。按照的，、陈昌浩率领红四方面军的三十军、九军、五军，以及红四方面军总部、直属部队共计21800余人，先期于1936年10月24日至30日渡过黄河，先北进一条山地区，后又西进河西走廊。这时，河东红军主力和河西部队的联系已被快速赶来的部队切断。
　　就这样，西军一条坎坷。
　　1936年11月16日，攻占了古浪城不久的红九军被敌人团团围住。这一仗打得异常激烈：红军共毙伤敌人2000多人，但己方损失达2400多人。红九军参谋长陈伯稚及二十五师师长王海清，二十七师易汉文等不少干部壮烈。
　　在高台的一仗也异常惨烈，时任红五军四十五团张力雄回忆说，红军刚进高台城，敌人骑兵就追上来了。这一仗打了20多天，2000多红军面对的是2万步兵、骑兵、炮兵组成的敌军。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部主任杨克明、参谋长刘培基、四十五团团长叶崇本等2000多人在这场战斗中壮烈。
　　接下来的临泽倪家营子之战打了40多天，在6倍于己的青海马步芳、马步青军阀的部队与民团的围剿下，西军尚余存的1万余名将士全军覆没。仅有以三十军为首的左支队400余人，冒死穿过祁连山冰山地带，突围到达新疆，在新疆组建统一战线的和滕代远接应了他们。
　　西军缘何惨败?军史专家郝成铭考证，敌军总兵力达18万，而西军仅有21800人。而且马步芳的部队多为骑兵，而数过雪山、三过草地连续征战19个月的西军多是步兵。加上没有群众基础和 后勤保障，没有人员和弹药的补充，西军劣势昭然。
　　零下30摄氏度，红军还穿着单衣单裤。红三十卫排班长岳仲连只好把地主家的毡拿来，“剪一个方方正正的，当中剪一个洞，从脖子套下去，弄一个草绳这么一拴，这就是我们的棉衣。脚上没有鞋，就把毡子弄到脚上，一下子包住，用一个绳子拴住。冻坏了就烤火，结果烤了耳朵掉了，鼻子掉的，手掉的，脚掉的，也没有人叫疼，因为天气实在太冷了。”
　　让总编导江宁不能忘记的是对的警卫员张毅的采访。“敌人把我们包围了三层，天天进攻，天天打，白天晚上打，没有喘息的机会。到后来手榴弹打没了，子弹很少了，步枪不敢放枪了，最后就是拼大刀。”
　　原三十军二六七团营长宋承志回忆道：“一个小号兵爬到我背上，把我当他的工事了，结果(子弹)打在我的身上没有伤到心脏，打过去正好打在他的心脏，当时就了。当时艰苦，受伤要用脱脂棉上药，没有棉花只能用羊毛上药，结果伤口它不愈合，反而长出来了，又把它割掉再上药，然后它又长出来了。”
　　最悲壮的是总供给部长斋的死。在石窝战斗的前一天，总供给部长斋接到总部命令，要他将西军的全部经费送到总部去。斋把自己的衬衣全部扯成条条，让怀孕8个月的妻子杨文局把经费封好，带着经费和几名战士一同前往总部所在地。刚走到半，敌人就发现了他们。斋让自己的警卫员把钱带上先跑，自己和另外一个警卫员曾少章断后。
　　在斋的火力掩护之下，小张带着西军的经费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将资金完好无损地送到了总部手中。但斋的子弹打光了，身上五六处中弹。为避免当俘虏，斋命令曾少章了自己，曾少章随后自尽。
　　据后来统计，西军人数达7000人(团以上干部143人，军师以上干部20多人);被俘后遭、5600人;最后被营救返回延安4700人;在各地的战士4500人。
　　红五军军长董振堂阵亡后，他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来挂杆;身负重伤的红九军军长孙玉清被俘后，因决不投降被大刀砍死;三十军八十八师师长熊厚发身负重伤，被马步芳绑在大炮筒上，活活轰死。有2400多男红军战士被就地，有的被火活活烧死，有的被钉死在树上几乎所有女红军战士都遭到了和，这让江宁无比。
　　当时担任红五军四十五团的张力雄回忆说，“他们(马步芳部队)把俘虏的女同志，拿去集体以后，把衣服裤子脱下来，上插高粱杆，捆到树上”当时的红军总医院二所牟炳贞描述得更是触目惊心：“一把把你抓起来，裤子脱掉，把树削得尖尖的就这么死掉。”
　　妇女团的女战士被俘后，遭受的最为。被俘的女红军被马步芳、马步青作为战利品赏赐给各级军官做妻妾。有的被转卖多次，有的，有的，有的四处飘零。
　　为了，为了今后能够回到红军队伍中，许多女红军都选择了先服从、再逃跑的权宜之计。女子工兵营的刘汉润当时想的是，“先把这条命保出来，我将来再嘛”。
　　妇女团的王泉媛(王首道第一任夫人)被一个叫马进昌的看中了，挑回家当了小老婆，但她心里想的是“我没死，没，存一刻就抗一刻，了就没办法。我就想点办法，走得脱就走”。直到1939年3月，总算有了逃脱的机会。王泉媛和女战士趁马进昌外出修，女扮男妆，翻窗逃走，一口气跑了90多里，直奔去的大道。
　　终于逃脱，找到八军办事处时，没想到她们已经不能再回到队伍里了。按照当时的，一年归来收留，两年归来审查，三年归来不留。更何况王泉媛头上还戴着马步青干女儿、马进昌小老婆的帽子!
　　八军办事处的同志给了王泉媛5块钱，把她送出了门外。后来她又沿着当年长征走过的，靠乞讨回到了家乡江西，从此隐姓埋名。
　　50年后，当恢复老红军战士身份的王泉媛和她的第一任丈夫、时任全国政协副的王首道见面时，两人老泪纵横，王首道说：我在延安等了你3年啊王泉媛只是放声大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