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汉社会对早慧现象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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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摘要：【内容提要】早慧是秦汉时期常见的社会现象，大致包括才智型、型两类，其中才智型早慧的表现形式和应用层次尤为多样化。东汉时期，受时代风气的深刻影响，事功性、实用性早慧的受关注度逐渐让位于学问性早慧，并且儒者群体内部也兴起了对具有文化倾向的早慧现象的推崇。汉末三国间，鉴于孔融等早慧名士的悲剧命运，诸葛亮表达了对早慧者难为重器的担忧。孔融作为东汉晚期早慧者的典型代表，其人生教训曾引起诸葛亮的关注。62)可见，孔融事迹是诸葛亮观察蜀国形势的一个参照，在诸葛亮心目中，作为人物的孔融，其形象是负面的。如果在“乱群”的特点之外继续观察作为人物的孔融，我们还可以依稀感觉到，诸葛亮有关“重器”的言论，或许亦是有感于孔融的表现而发。
　　【内容提要】早慧是秦汉时期常见的社会现象，大致包括才智型、型两类，其中才智型早慧的表现形式和应用层次尤为多样化。秦汉时期早慧现象的空前繁荣，既得益于先秦社会对早慧的积极认识，也是延续了战国以来事功性早慧日渐增多的趋势。东汉时期，受时代风气的深刻影响，事功性、实用性早慧的受关注度逐渐让位于学问性早慧，并且儒者群体内部也兴起了对具有文化倾向的早慧现象的推崇。汉末三国间，鉴于孔融等早慧名士的悲剧命运，诸葛亮表达了对早慧者难为重器的担忧。在精英人士对早慧现象的反思之外，西汉晚期以来，社会生活中的悼夭之风日渐兴盛，以至于后世出现了“早慧者不寿”的庸俗论调。
　　【关 键 词】早慧/秦汉时期/儒者群体/精英人士
　　【作者简介】崔建华，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秦汉史。
　　一、秦汉时期早慧现象的种类及应用层次
　　生命个体的成长有其一般规律，不过，现实生活中时常出现这样一些人，他们的发展比普通人超前，这便是所谓“早慧”。中国历史上，早慧现象早已有之，而秦汉时代早慧现象发生的频度与广度则是空前的。这是先秦历史与秦汉社会现实合力促成的，而随着秦汉社会历史的发展，秦汉人对早慧现象的认识也日渐复杂多样。①由于早慧现象有异于常规，容易引起社会的关注，史籍中留下了不少秦汉时期早慧事例的记载。大体而言，可归纳为两端：才智型、型。
　　才智型早慧的具体表现非常多样，习见的是技艺或学问的超等绝伦。②东汉汝南应奉“少聪明，自为童儿及长，凡所经履，莫不暗记。读书并下”③。颍川荀悦“年十二，能说《春秋》。家贫无书，每之，所见篇牍，一览多能诵记”④。说的是记忆力强。班固“年九岁，能属文诵诗赋”⑤，曹植“年十岁余，《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善属文”⑥，展示的是文采可观。两汉之际的任延“年十二，为诸生，学于长安，明《诗》、《易》、《春秋》，显名太学，学中号为‘任圣童’”⑦，东汉后期的荀爽“幼而好学，年十二，能通《春秋》、《论语》”⑧，表现的是对儒学经典的接受能力强。汉魏之际的何晏“七八岁便慧心大悟，众无智愚莫不贵异之。魏武帝读兵书，有所未解，试以问晏，晏分散所疑，无不冰释”⑨，这一类早慧者的长处在于对应用型学问的领会能力强。
　　技艺、学问方面的优长显性易见，另有一些早慧者与此不同，在幼小的年纪便表现出了与其年龄很不相称的思考能力。建安十三年(208)，曹操杀孔融。孔融有一女8岁，认为“安有巢毁而卵不破乎”，“乃延颈就刑，颜色不变，莫不伤之”⑩。以智慧而论，孔融的8岁小女在家族厄运面前不能隐藏性格中的棱角，以致阖门倾覆，似未可称智。然而，“八岁小儿，能悬了祸患，聪明特达，卓然既远，则其忧乐之情，固亦有过矣”(11)。
　　不同于孔融小女的刚烈，某些很强的早慧者在日常生活中早早便了儿童懵懂的一般形象，善于随机应变，为人处世比较圆润。东汉伏波将军马援有幼子名客卿，“年六岁，能应接诸公，专对宾客”(12)。这样的人事处理能力，在6岁孩童中是极为罕见的。与客卿事迹相类，东汉末年冯翊人张既“少小工书疏，为郡门下小吏，而家富。自惟门寒，念无以自达，乃常畜好刀笔及版奏，伺诸大吏有乏者辄给与，以是见识焉”(13)。可见张既是一个练达人事、极善于编织关系网络的人物。有的成年乡人非常看好张既的发展前景，不惧遭人，愿与之结交，甚至以后事相托。《三辅决录注》：“既为儿童，郡功曹游殷察异之，引既过家，既敬诺。殷先归，敕家具设宾馔。及既至，殷妻笑曰：‘君其悖乎！张德容(张既之字)童昏小儿，何异客哉！’殷曰：‘卿勿怪，乃方伯之器也。’殷遂与既论霸王之略。飨讫，以子楚托之；既谦不受，殷固托之。既以殷邦之宿望，难违其旨，乃许之。”(14)
　　有的早慧者在很小的年纪即已投身于高层活动，其能量往往也十分可观。楚汉战争期间，刘、项正在荥阳僵持，彭越在项羽的大后方制造麻烦，项羽不得已从前线回击彭越。“外黄不下。数日，已降，项王怒，悉令男子年十五已上诣城东，欲阬之。外黄令舍人儿年十三，往说项王曰：‘彭越强劫外黄，外黄恐，故且降，待大王。大王至，又皆阬之，百姓岂有归心？从此以东，梁地十余城皆恐，莫肯下矣。’项王然其言，乃赦外黄当阬者。东至睢阳，闻之皆争下项王。”(15)13岁的小儿成功地扮演了说客的角色，为项羽稳定后方的军事行动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汉初，汉惠帝死后，“太后(即吕雉)哭，泣不下。留侯子张辟强为侍中，年十五，谓丞相曰：‘太后独有孝惠，今崩，哭不悲，君知其解乎？’丞相曰：‘何解？’辟强曰：‘帝毋壮子，太后畏君等。君今请拜吕台、吕产、吕禄为将，将兵居南北军，及诸吕皆入宫，居中用事，如此则太后心安，君等幸得脱祸矣。’丞相乃如辟强计。太后说，其哭乃哀。吕氏权由此起”(16)。张辟强年仅15岁，却能够对交接之际的局势洞若观火，其应对也被当轴者所采纳，从而深刻改变了汉朝中央的结构。对此，宋人评论道：“留侯子张辟强年十五，揣知吕后意，劝丞相拜诸吕将南北军，入居宫中用事，虽曰早慧，实留侯不肖子，使非汉方兴未艾，卖汉天下者尔。”(17)抛开其中对张辟强立场的，论者显然是承认张辟强属于“早慧”人物的。
　　与异彩纷呈的才智型早慧相比，型早慧的群体形象相对比较单一。《后汉书·孔融传》李贤注引《融家传》：“兄弟七人，融第六，幼有自然之性。年四岁时，每与诸兄共食梨，融辄引小者。大人问其故，答曰：‘我小儿，法当取小者。’由是族奇之。”(18)这个故事传诵极广，突出的是幼年孔融的谦让之德。不过，这样的事例并不多见，对于汉代人来说，孝道是型早慧的主要表现形式。东汉黄香“年九岁，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丧，乡人称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刘护闻而召之，署门下孝子，甚见爱敬”(19)。儒者张霸“年数岁而知孝廉，虽出入饮食，自然合礼，乡人号为‘张曾子’”(20)。曾子是先秦时期构建孝道观念的核心人物，汉代人以曾子比幼年张霸，可见张氏早慧的基本特征。京兆长陵人乐恢，“父为吏，得罪于令，令将杀之。恢年十二，伏寺门外啼泣，不舍昼夜。令嘉其孝，赦其父罪”(21)。乐恢至孝感人，不过，仔细想来，他似乎已不能被视作典型的型早慧人物。毕竟父子至亲，子需赖父养育，昼夜啼泣，对于已12岁的乐恢来说，或许更大程度上是出于对丧父之后之艰的本能恐惧，上早慧的色彩较淡。相比较而言，汉末司马朗和常林的事例或许能更好地代表对孝道具有自觉认知的早慧型人物。
　　《三国志·魏书·司马朗传》：“司马朗字伯达，河内温人也。九岁，人有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亲者，其亲者也。’”(22)与司马朗同县的常林“年七岁，有父党造门，问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虽当下客，临子字父，何拜之有？’于是咸共嘉之”(23)。儿童时期的司马朗、常林对来宾“临子字父”的做法十分，史家做出这样的记载，或许意味着当时很多与他们岁数相当的儿童并不具备这种性。他们的性来自何处？自然是浸透骨髓的孝道，希望来客表现出对父亲的尊重。小小年纪便将家族荣誉放在心头，这正是早慧的一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