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为何允许太监李莲英在宫外做生意？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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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3·15”打假，也有老字号货真价实。所谓的老字号，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其实就是名牌。而这名牌是靠数十年甚至百余年的苦心经营才能树立的。几代人的诚信与汗水，全凝聚在，自然就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老字号不仅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更要经得起的考核，所以“买卖和气、货真价实”是古今通用的生意经。的老字号，大都是一些古老的“个体户”，其发家史是很值得研究的。】
　　从1861年咸丰病死后，慈禧控制朝廷达48年之久。名为垂帘听政的太后，实际上已成了独揽的女皇，虽然中国历史上正式称帝的女皇只有武则天一个。慈禧太后的时间，与武则天大抵相当，但在飞扬跋扈的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李金旺、孙一影合著的《女娲——隆裕》一书，描述慈禧是一个欲非常强的女人：“她为了保持住自己的权威和，不论至亲骨肉、皇亲国戚，一律实行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决不留情。叶赫那拉氏慈禧、多疑、喜怒无常，稍不如意，就滥杀太监、奴婢，所以，谁轮到在慈禧太边站班，都是提心吊胆，惟恐突然横祸从天降，就连她的太监，也都是表面上卑躬屈膝，唯命是从，百依百顺，心里却另有打算。太监总管李莲英是慈禧太后最信得过的人，但是，慈禧太后临死之前，派人传李莲英时，李莲英却说，我万分老佛爷，愿意她的音容笑貌，不忍心看到她最后痛苦的神情，前去。慈禧太后一死，李莲英便盗去大量金银珍宝逃之夭夭。”
　　那个时代，商家更不容易，需要在找靠山，需要有达官贵人。老字号瑞林祥投靠了在握的清宫总管太监李莲英，就像李莲英投靠慈禧太后一样。各有各的之道吧。存、求发展，也只能如此了。恰好李大总管想在宫墙之外开辟一块“自留地”(或者说有“下海”意识)，一拍即和。
　　“商号上下同仁日久不称李为总管，而直呼‘掌柜’，李也欣然得意。李莲英在宫中以总管太监受贿放官自不待言，通过瑞林祥也偶尔发放。例如候补京官齐瑞卿与瑞林祥有交，一日造访，进店后长趋直入后柜，入室后突然发现李总管在坐，齐某诚惶诚恐地行叩首礼参拜。
　　事后与孟掌柜发怨说：‘总管在，何不预示?致使余手足无措耶!’孟笑答：‘汝梦寐以求做官，余代转禀可获!’于是李莲英应瑞林祥之托放齐瑞卿为湖北省汉阳府知府。”(潘治武语)
　　所谓的老字号，用今天的流行语来说，其实就是名牌。而这名牌是靠数十年甚至百余年的苦心经营才能树立的。几代人的诚信与汗水，全凝聚在，自然就赢得了良好的口碑。老字号不仅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更要经得起的考核，所以“买卖和气、货真价实”是古今通用的生意经。
　　的老字号，大都是一些古老的“个体户”，其发家史是很值得研究的。私人投资，既要注重目前利益，又不能忽略长远利益，这涉及到家族的延续与兴衰。况且对于商家店铺而言，起名容易出名难，创业容易守业难，真是一点也大意不得啊。在天子脚下做生意，原本就如履薄冰，再加上众口难调，可以想见老字号的创立者们是如何勤勉与辛苦。据说这些老铺子当年使用的包装纸上，都印有“货真价实、言不二价”之类字样，相当于拍着胸脯承诺了，一言九鼎，掷地有声。功夫不负有心人，他们如愿以偿地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既留下了蒸蒸日上的产业，更留下了远近相传的名声(即今人常说的无形资产)。
　　在那个广告与策划业尚未形成的时代，在那个没有消费者协会监督的时代(自然也没有什么“3·15”纪念日、打假热线之类)，老字号却深入，广泛获得了信誉，真挺了不起的。甚至如今，它们仍然是工商行业的老前辈或大哥大。
　　在琉璃厂、大栅栏抑或王府井走一走，会发现许多老字号的门面与牌匾。虽然已改为国营了，但匾额依然沿袭着原先的模式(名人题字)。李鸿章、曾国藩、梁诗正、陆润痒、康有为、张伯英等家、军阀、书法家的手迹随处可见，不人刮目相看。
　　我知道清代的乾隆曾为“都一处”(烧麦馆)题写过店名，四处查找，发现店址早已由鲜鱼口外南侧迁往前门大街，而匾额也换成郭沫若重新题写的了(听说解放后就改了)。为什么要改呢?难道牌匾必须朝代的更替而演变?郭沫若的字也挺清秀的，但不够虬劲，他能模仿出乾隆的那份王者之气吗?当然，老字号的身价并不仅仅靠名人的题辞来抬高的，比那些雕花烫金的牌匾更坚固更恒久的，还是平民百姓的口碑。老百姓念叨着老字号，念叨着过去的好时光。
　　我有一位诗友叫邹静之，他在写《琉璃厂传奇》、《康熙微服私访记》、《铁齿铜牙纪晓岚》等电视之余，还写过一篇叫《美人与匾》的小文章。他说在的大街上最爱看两样东西：美人和牌匾——而看到老字号的匾额时似乎比看到漂亮的女人还激动。为什么?因为老字号的牌匾大多请名人书写，怎么着都是韵味独特的书法。看字又等于看名人。谁的字，看多了一眼就能认出来。他有时走在街上，离远了一看，自己就跟自己打赌——那是某某的字，近了一看，正着。于是平白地在街上笑笑，很得意的样子。他除了读书法，还读文字：“老字号的文字据说有典，我不知道，只觉得把好字眼连起来的意思。‘盛锡福’、‘瑞蚨祥’、‘瑞厚珍’，一看就老，就像有故事……”
　　的老字号是有福的。恐怕只有在，才能一下子涌现这么多闻名全国的老字号。恐怕只有在，生意才能做得这么大、这么张扬，才能请得到并且请得动这么多的名人来。连万人之上的都曾经为老字号留下墨宝，还有什么说的?
　　受邹静之的影响，我上街时就不仅仅看女人了，而且多了个看牌匾的嗜好。这至少比较高雅吧?假如说看女人算是落俗的话。看时我脸红心跳，看牌匾时却尽可摇头晃脑，甚至叫声好呀什么的。可惜，街上的越来越多了，写得好的牌匾却越来越少了，老字号，也越来越少了。
　　很多老字号已看不到了，即使看到的话，恐怕也变味了。铺了大理石地面，装上电梯，放着港台音乐呀什么的，可掌柜的笑脸却少见了。我最怕碰见冷美人类型的女售货员。凡是看不到的，只能靠回忆了。回忆老字号。
　　热播一时的电视剧《大宅门》，说白了就是对同仁堂的回忆。这家中药铺至今仍在，但它的发家史不见得谁都清楚。于是全国的观众都准时趴在电视机前，看老字号的故事。据说编剧兼导演是同仁堂创业者的，他为自己生于这样一个光荣的家族感到骄傲。他以此怀念祖辈播种的。同仁堂是从风里雨里走过来的。由同仁堂的盛衰与变迁，折射出城乃至整个中国的那一段历史。
　　同仁堂、怀仁堂等等，都是久负盛名的中药铺。但其中最古老的，要数建于明嘉靖四年(1526年)的鹤年堂，它比饮誉中外的同仁堂整整年长二百岁。即使跟其他领域的老店铺相比，它仍然算得上是，堪称老字号中的老字号。鹤年堂曾长期保存着嘉靖年间使用的帐簿(这部流水帐整整流了四百多年)，可惜“”期间被了。帐房先生已换过无数拨了(多少代人啊)，这哪是记帐啊，分明在接力赛跑。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那部失传的帐簿，相当于鹤年堂的家谱，纸张泛黄、墨迹模糊。
　　据传说鹤年堂原址位于明代大奸相严嵩的后花园，鹤年堂原本园中堂名。解放后因道改建，鹤年堂由今菜市口商场北部的地段略往西移，但是它对面的菜市口胡同，旧称为“丞相胡同”，可见这家中药铺与那位奸相不无关系。还有一点是肯定的：鹤年堂昔日的牌匾，确定由严嵩题写，而且是药店发家致富的最原始的资本。
　　民间“鹤年堂”匾刚挂出时，人皆夸这三个大字写得气宇轩昂，独有一位外地来的老头细加揣摩后发表了不同意见：“字是好字，出手不凡，可惜笔锋转折处过于，时时透露出一丝奸气。“他的眼光挺“毒”，仿佛看出了这是一位将遭到历史的。
　　严嵩的名声太不好听了，所以后来鹤年堂将其手书的匾额移入店内幽暗处，至今仍悬挂在那里。好在明代的东南沿海抗倭、后又调到长城的民族英雄戚继光，也曾替鹤年堂题写过“调元气”、“养太和”两幅横额，毕竟能住严嵩的。只好，戚将军手书的匾额，在“”期间不知被哪位小将摘走了，下落不明。
　　头顶“马聚源”(帽)，脚踩“内联升”(千层底缎鞋)，身穿“八大祥”(衣料)，腰里别着“西天成”(烟袋)……这是老流传的一段民谣，也是那个时代出门时一身最好的“行头”。可见人有重名牌、爱精品的传统，知道怎么“包装”自己。穿衣戴帽，一点也不马虎。可说到底还是要靠钱来，于是又加上了一句：怀里揣着“四大行”(即“中央”、“交通”、“中国”、“农工”四大银行的洋钞票)。
　　这一身装束，在那个时代，至少也相当于“白领”了吗?穷人恐怕只有羡慕的份。但据我所知，老舍笔下拉洋车的骆驼祥子，也很爱穿内联升的鞋，一种双脸带“筋”、外观显得虎头虎脑但柔软吸汗的“轿夫洒鞋”，物美价廉。这是内联升为贩夫特制的。因为它有两句口号。第一句是：“要想赚大钱，就得在坐轿的人身上打主意”。第二句则是：“要伺候好会轿子的，就得想到抬轿子的。”它既要照顾贵族的趣味，但也未因之而忽略平民的愿望。所以连祥子这类车夫、脚夫都穿上了内联升，都穿得起“名牌”了。考察得如此周到、如此有人情味，这样的名牌，肯定名不虚传。
　　你肯定想像不到，这被祥子赞不绝口的内联升，是以生产官靴而出名的。甚至连浦仪在太和殿登基时穿的那双“龙靴”，都是向内联升订制的，内联升替年仅六岁的宣统打造了小小的“龙靴”。不仅天子的脚下穿着内联升，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拜谒时穿的朝靴，也大多来自内联升……一个王朝都依赖着一个老字号而行走。我这么讲是否太夸张了?
　　其实仔细分析内联升的店名你就不奇怪了。“内”指“大内”，即；“联升”，即“连升”的意思。内联升确实是靠那些热衷于走的人发大财的。谁不图个吉利呀?谁不想发达呀?他们更容易领会一种商品的名称里所隐含的吉祥与祝福，于是大把地掏钱——内联升生产的朝靴行情看涨，卖到了几十两白银一双。鞋店的创始人叫赵廷，原来就是个皮匠(相当于三分之一个诸葛亮吧)，他很早即意识到“官商”一词的厉害，于是找到京城达官丁大将军为靠山，筹集白银一万两于咸丰三年(1853年)正式开店，并且匠心独运地取“内联升”为字号。店名自然取得好，但更主要的是大掌柜的经营有方。据蒋寒中先生透露：“赵廷密藏一本‘履中备载’，专记王公贵族和知名的京官、外省大吏的靴鞋尺寸、样式和特殊脚形。那时各地进京的举子为巴结在京为官的‘’，或穷京官为谋得外放的肥缺，常常到内联升打听、的‘足下之需’，花重金为、定制几双朝靴送去，表示‘善体上情’——连穿多大尺寸的鞋都知道，自然是之人，从而博得青睐和赏识，飞黄腾达。为此，内联升生产的朝靴身价倍增……”像股票一样飞速涨上去了。可即使是天价，也有人买呀，这毕竟关系到的升迁。
　　穿着龙靴的末代于1911年退下历史舞台，内联升的主打产品不再是官靴了，改为民用的礼服呢面千层底鞋和缎子面千层底鞋。在运用高档材料方面一点也不含糊：从美国进口的礼服呢做鞋面，用日本的亚细亚牌漂白布做千层底包边，连纳底时都选用温州出产的上等麻绳。“锥铤要细，勒得要紧，针码要匀，拉力要大，每平方寸要纳146针。纳好的鞋底要放到80——100的热水中煮，然后用棉被包严热闷，闷软后再用木锤锤平、整型、晒干，这样就使几十层布和十几层袼褙组成的鞋底变成一个整体，穿着柔软舒适、吸汗、不走样、不起毛。”(蒋寒中语)
　　这哪是做鞋呀，仿佛在做艺术品。简直像造飞机那样专心、认真、严谨。我算是你了，内联升!由此可见，老字号之所以成为老字号，名牌之所以成为名牌，肯定是有原因的。更值得现代企业学习的是那种一丝不苟的。要想赢得大众的口碑，光靠花钱做广告可不行。比黄金地段更重要、比打折或有促销更的，还是产品的质量本身!
　　我不知道内联升独特的制作工艺和精品战略在今天是否还能保持，或保持了多少?它的“祖传秘方”被公开之后，每每逛大栅栏时遇见这家老字号，我总要肃然起敬。这才是合格的厂家，这才是我们民族优秀的商人……
　　至于民谣里提及的“八大祥”，则指绸布皮货行业的八个“祥”字号：瑞蚨祥、瑞林祥、瑞增祥，等等。八大祥都是济南府章邱县旧军镇一户孟姓人家的产业，相当于现在家族式管理的集团公司。这是那个时代的大财主，经营丝绸布料，堪称是华丽的家族。孟氏兄弟分家后，名建本支堂号，不断发扬光大，彼此仍呈遥相呼应之势。
　　其中的瑞蚨祥最牛毛，在全国各地开设了数十个分号，“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说得一点也不假。据说解放前的大栅栏，一直是由东、西瑞蚨同仁堂平分的天下。瑞蚨祥，占据了前门外大栅栏的半壁江山。它要撤的话，寸土寸金的天平便会失重的。
　　而顼林祥才是八大祥的“开山祖”，创立于清代道光、咸丰年间，传至光绪初年，已在前门外东、西月墙(瓮城内)和鲜鱼口外东分别开有三号绸布店，掌柜的叫孟燮元。潘治武先生曾讲述：“瑞林祥以经营苏杭上等丝绸锦缎、南绣乃‘广盛茂’细毛皮局加工的海龙、水獭、貂皮、玄狐等高档商品为主。由于孟燮元精明善谋、交游广泛，并在业务、理财上高出同业一筹，使瑞林祥在京城以货真价实、童叟无欺而赢得顾客称赞，更由于地处繁华之地的优势，瑞林祥一成为绸布皮货行之魁首。
　　光绪中叶，日本巨商井彦一郎曾派数名日本留学生到瑞林祥学商，后于1900年回国。可见，当时瑞林祥的经营管理在国内外都享有极高声誉。”连外国人都要来的老字号学习经商，孟燮元恐怕相当于那个时代的荣毅仁或李嘉诚了——知名的民族企业家。
　　梁实秋在《雅舍谈吃》一书里如数家珍，例举了正阳楼如烤羊肉，致美斋的锅烧鸡、煎馄饨、爆双脆、爆肚，东兴楼的芙蓉鸡片、乌鱼线、韭菜篓，中兴楼的咖喱鸡，忠信堂的油爆虾，盐局虾，厚德福的铁锅蛋，润明楼的沙锅鱼翅，青华楼的火腿煨冬笋，曰盛斋的酱牛羊肉，玉华台的水晶虾饼……都是这些老字号的拿手菜，在别处吃不到的正味儿。西城天福号的清酱肉，如今似乎已失传了，可在梁实秋眼中是能够跟南方的火腿抗衡的。梁实秋记得正阳楼的烤肉炙子比烤肉宛、烤肉季的要小得多：“直径不过二尺，放在四张八仙桌上，都是摆在小院里，四周是四把条凳。三五个一伙围着一个桌子，抬起一条腿踩在条凳上，边烤边饮边吃边笑……”这是需要像梁山好汉一样站着吃的烧烤。
　　有“超级老店”之称的是柳泉居，原址在护国寺西口东，后迁至迤南西。原先院内有一棵垂杨柳(让人联想到花鲁智深)和一口甜水井，因而得名。可惜经营到时期一搬家，全没有了，名称也就变得抽象。“柳泉居者，酒馆而兼存放。盖起于清初，数百年矣。资本厚而信誉坚……”(引自夏仁虎《旧京琐记》)可以证明它的年龄。老舍童年时就住在柳泉居对面的小羊圈胡同(在《正红旗下》一书里提到)，估计为之流过口水。
　　西珠市口的丰泽园饭庄的字号，是其老板1930年游丰泽园后所得，为了沾一点的皇气。他起名时绝对想像不到，几十年后，国家在一次会议上遇见丰泽园的特级厨师，亲切握手：“贵宝号和我的住地都叫丰泽园，很有。代我向全体职工问好!”来往的食客一进丰泽园饭庄，听到这典故，肯定会有特殊的感觉。丰泽园饭店真有福气，受到了伟人的点评。
　　旧时的许多餐馆都是四合院结构，座落于胡同深处，有“酒香不怕巷子深”之气概。譬如菜市口的广和居，以擅长烹饪山东菜而出名，引来过张之洞、翁同和、谭嗣同等无数光顾，也只是一套大四合院：“临街房三间，南山半间为门洞，其门面磨砖刻花，如今尚有磨面刻花的小门楼旧迹可寻。门洞正对着院内南房的西山墙，墙上的招牌是砖刻制的，好似影壁院内设前后相通的两进北房，靠东侧设一月亮门，门内南北房是为雅座目成一体。院内各房，皆分大小，或独饮，或小聚、或大宴，皆尽其妙。”
　　根据穆雪松先生的描绘，我们大致能猜测出旧京老餐馆的格局与情调。然而可别小瞧了：“广和居在北半截胡同东，历史最悠久盖自道光中即有此馆，专为宣南士大夫设也。”(《道咸以来朝野杂记》)相当于的外延。清末书法家何绍基与广和居为邻，落魄时像孔乙己一样在这里赊账，店主把他打的欠条当宝贝一般装裱起来，以展览其铁划银勾。后来，那位塑了孔乙己的鲁迅，也寄宿于附近的绍兴会馆，常“夜饮于广和居”(在其日记里有记载)，借酒浇愁，并且最终爆发出一声《呐喊》。
　　鲁迅曾经与郑振铎合编《北平笺谱》，在书信中评价：“至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这部用宣纸、木版、水墨套印的笺谱，是在琉璃厂请人镌刻、印刷的。鲁迅对琉璃厂的水墨刻印信笺情有独钟，多次去选购。他1933年还函告同仁：“去年冬季回到北平，在琉璃厂得了一点笺纸，觉得画家与刻印之法，已比《文美斋笺谱》时代更佳。譬如陈师曾、齐白石所作诸笺，其刻法已在日本木刻专家之上……”
　　琉璃厂是很让鲁迅先生牵挂的地方。我觉得琉璃厂堪称老的一条“文化街”，密集着众多的书店、纸店、文具店、古董店。经营文房四宝、字画的老字号，首推荣宝斋，店名隐含着“以文会友，荣名为宝”的意思。荣宝斋的匾额是请清代的大状元陆润痒书写的，温文尔雅。
　　琉璃厂是看牌匾、看名人手迹的最佳场所。宝古斋古玩铺是翁同和题写，韵古斋是宝熙题写，萃珍斋是寺石公题写，静文斋南纸店是徐世昌题写，松古斋是胡浚题写……类似的老字号还有松华斋、清秘阁、淳菁阁、懿文斋呀什么的。不过有些因沧桑早已停办。不仅找不见牌匾，连门脸儿也没了。
　　和鲁迅合编《笺谱》的郑振铎，当年就游走于琉璃厂，搜访笺样、交涉印刷事务。他最赞赏荣宝斋，称之为“一家不失先正典型的最大的笺肆”，在这里他找到了林琴南的山水笺、齐白石的花果笺，吴待秋的梅花笺等诸多珍品。郑振铎踏破铁鞋也不嫌其累，因为这一系列鳞次栉比的老字号像约好了在等他这个有心人似的……
　　老字号永远给人以一种温情。当然，也同样令人怀旧。当年周作人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生活的幻想。”看见老字号的牌匾，他仿佛就走不动了，忍不住想入非非。我难道不也是如此吗?我是老字号的一个梦游者。
　　【待续】
　　本报记者杨旋
　　“诗人当自强！”说这句话，洪烛的声音突然变得高亢有力。他的普通话夹杂着一点南京人的口音，只有在激动的时候语调上扬，语速极快。现为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编辑室主任的洪烛，谈到诗歌可以滔滔不绝，毕竟已经写了30年了。从诗歌中，他收获了名利，也有过彷徨。上世纪90年代，诗歌退潮，他最后选择了不写诗歌。可他骨子里还是爱诗的，新世纪以后，他作为诗歌的“归来者”，开始了大量长诗的写作，试图探索诗歌更多可能和其他艺术形式碰撞，树立诗人成为社会上的强者的形象。
　　诗人一贯的或或忧郁的形象，他都不喜欢。“诗人不应该成为被社会大众同情和的对象，我觉得诗人还是可以成为强者，被大众敬佩。诗人当自强，而不是。”
　　洪烛原名王军，父母都是上世纪50年代留苏大学生，回国后在南京农业大学经济系教书，出生在这样的书香门第，洪烛很小就喜欢看书，常常托父母从学校图书馆借来《诗刊》、《人民文学》等。他更喜欢读诗，闻一多、徐志摩，都是他喜欢的诗人。他的笔名洪烛就源自于前者的诗集《红烛》。
　　1982年，洪烛15岁，他在《南京日报》发表第一篇散文诗《刀与磨刀石》。他是幸运的，赶上了那个诗歌的黄金年代。
　　还在读中学，他已经完全醉心于诗歌，读名著看文学期刊，创作诗歌，在《星星》、《儿童文学》、《少年文艺》等数十家报刊发表100多篇诗文，并且十几次获得《语文报》、《文学报》等征文。临近高中毕业，他已经是全国小有名气的校园诗人了。
　　父母虽然担忧儿子考不上大学，但他们并没有去阻碍儿子根据自己的爱好来规划人生。偏科厉害，觉得自己上大学无望，他还提前为自己找了一份工作。但是南京梅园中学的黄老师，为这个心爱的学生四处奔走，写推荐信寄给多个大学，最后，武汉大学中文系破格录取了洪烛。
　　快要毕业，他给每位同学都写了一首诗，从中选了一组被《语文报》一个整版刊登，结果影响特别大，了全国好多中学生的同感。每天经过学校传达室，都有他的一大包信，到毕业，那些信已经装满了几麻袋。
　　前几年，在一次诗歌研讨会上，一位河南的诗人诚恳地找到洪烛，跟他说了一句话：“你影响了一代人，也害了一代人。”虽是玩笑话，但是事实。的确，他影响了那一代的中学生，洪烛的经历，让他们觉得写诗可以出名，可以上大学，可最后荒废了功课，又没被保送上大学。于是，就有了这句玩笑话。
　　1989年，洪烛到了，结识了一帮文人，他们不谈朦胧诗，改聊崔健和摇滚，觉得歌词很带劲。他去听摇滚音乐会，觉得那些长发的歌手比诗人还要诗人。那时候的他们，浑身都散发着理想主义的气息，弹铗而歌，“仰天长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那时候，正是洪烛创作的旺盛期，每天都要寄稿子，同时也会收到装着报刊的牛皮纸信封。
　　不久，到了90年代，除了专业性的诗歌刊物，整个社会不需要诗歌了，诗歌没有用武之地了。诗歌的热潮慢慢退去，他们这群人也开始各自散去。
　　突然一下子，洪烛发觉现实的，诗歌不再给他带来帮助，只能靠一点工资养活自己，生活的压力落在肩上。刚到单位，他住在办公室，偶尔起晚了撞见早上来上班的同事，很窘迫。后来，单位分给他一间宿舍，7平方米的蜗居，女友来过几次之后就跟他分了手。
　　那个年代，几乎全中国人民都下海了，而他两耳不闻窗外事，躲在屋里写诗。他自嘲颇有堂·吉诃德的味道。而原来一起写诗的友人们，一部分下海，有的做了书商，发财了，再见面都只谈怎么赚钱；也有极个别的诗人受不了这样的现实而。他虽有牢骚，更觉得孤单，但他没乱了阵脚，更没跟风。而是转向写大众化的散文，做了诗歌的“逃兵”。
　　1992年参加完诗刊的“青春诗会”后，洪烛开始写散文。刚好那10年是大众化期刊雨后春笋般热闹，《女友》、《青年文摘》、《辽宁青年》等刊物发行量特别大，几乎每期都有洪烛的文章。他被《女友》评为“全国十佳青年作家”，也获得了老舍文学散文等多个项。出了书，赚了五六十万稿费，而他一个月工资也就几百块钱。1999年，他在东四环全款买了一套房子。
　　刚开始写散文时候，有人说他了，瞧不起他。给那些大众流行刊物写稿，俗，一个诗人，怎么能做这样的事。但是洪烛清楚，不这样就会饿死，如果都没有了生命，何谈诗歌。
　　当他开始不用再为生活发愁的时候，骨子里开始想念诗歌。在90年代当了一回诗歌的“逃兵”之后，洪烛以“归来者”的身份回归诗坛。
　　“我仍然对诗歌有，从来没觉得诗歌害了我，名利都是诗歌带给我的。如果不是写诗，我可能中学毕业后就在馆里当临时工。”
　　他开始重新打量当下的诗坛和诗歌创作现状，开始新的探索。一个时代的诗歌要繁荣，必须有长诗，长诗是诗歌里的航空母舰。就像一个国家强大了海军就要有航母，才是现代化的海军。诗歌也一样，要有长诗，生态才繁荣。近10年，他创作了《李白》、《我的西域》、《陆游与唐婉》、《仓央嘉措心史》等11部长诗。
　　出版两个月就再次加印，这对于一部6600行的长诗来说，《仓央嘉措心史》成绩出色，对诗坛来说鲜有。这部长诗是他在去年8月去了10天后，历时一年多创作的。近400首短诗，每一首都可以拿出来单独成篇，化整为零，化零为整。排列的顺序也可以打乱，顺序一变，又成为一首新的长诗，就像积木一样。
　　明年1月11日，《仓央嘉措心史》朗诵会在深圳音乐厅举行。这场朗诵会将融合诗、诵、歌、舞于一体，这是洪烛的尝试，同时进行商业售票，把诗歌和商业结合起来。现在还有导演跟他谈改编电影。“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我的探索，使诗歌多元化。”洪烛说，“未来诗歌应该有多种形式。什么是诗人，就是敢为天下先的人。诗人中的诗人，就是敢为诗人先的人。”
　　诗歌一直卖品，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尽管经历了热潮以及退去，直到新世纪依然如此。这也是诗歌的优点，保持了很多崇高和纯粹，同时也是它的缺点。没有商品化，使得从事诗歌创作的人得不到，得不到回报，这对诗歌的人来说，不公平。尽管诗人们付出的更多。
　　看到这一点，洪烛要对诗歌进行创新，要让诗歌公共空间，通过网络、舞台、电视等媒介，让诗歌的潜能得到更大的发掘。这是他的一种理想，也是之后要做的事。
　　我1989年大学毕业来时，就有一个计划：为这座接纳我的城市写一部书。后来作为中国文联出版社的编辑，策划过一套《外省人在》的丛书，反响较大，的《荧屏连着你和我》还请去做了一套叫《新人》的节目。当时观众们很喜欢这个“新”概念，似乎有一种找到了组织的感觉。我当时就在心里使劲了：一定要把写得更有意思点，写出本地作家写不出的那一方面——希望不仅人爱看（能发现一些他们日常忽略的东西），外地人同样爱看，而且在创业或计划来旅游的外地人也都爱看。其实，我是想写出一个别人没写过或写不出的，当然，这种愿望是不可能彻底实现的。这本书是断断续续完成的，但即使是中断的时候，我也没有停止过思考、停止过体验。所以，在我的世界里，这本书又可以说从未间断过。可以肯定，这本书是在努力回避平庸，是我跟别人、跟自己较劲的结果。
　　如今，这本书已摆在您的面前。就是由中国地图出版社推出的《：皇城往事》。
　　2014年5月，中国地图出版社推出我的《：城南旧事》。我跟责任编辑王毅提及抽屉里还有一部关于的书稿，构思和写作了二十多年，至今尚未完工。他催促我尽快完稿，和《：城南旧事》构成“姊妹篇”。甚至，未来若还有题材的创作计划，也可与《：城南旧事》、《：皇城往事》这两本共同组成“三部曲”。
　　洪烛《：城南旧事》中国地图出版社2014年5月第1版@京东：京东价 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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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南旧事》后记节选：地图上的
　　2003年，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筹建市规划展览馆，我受聘为文案顾问，使自己多年来研究历史文化所做的知识积累得到发挥，同时又更全面地接触到有关的图文资料。位于前门东大街(老火车站东侧)的市规划展览馆，于2004年9月24日正式对外。展馆共分4层，分别以展板、灯箱、模型、图片、雕塑、立体电影等形式介绍、展示了悠久的历史和首都城市规划建设的伟大成就。
　　我荣幸地参予进这项工程，其原因又很偶然。市规划建设委员会的相关工作人员在新华书店见到我的《游牧》、《的梦影星尘》、《的前世》等专著，很喜欢我的研究角度和抒情风格，想方设法通过出版社联系上我。一拍即合。那一年里，我不得不暂时中断诗歌创作，参加了一系列专题会议和项目研讨，撰写并不断修改着策划方案和各种文稿，周末经常带着几位助手加班，一直忙碌到第二年春天。虽然辛苦，但也觉得自己在这方面的“武功”大增。我在此基础上酝酿，尝试用文化散文的笔法来重新审视、勾勒的轮廓及细节，便于当代读者了解的古迹与往事。
　　后来，我还连续几年为《规划建设》担任专栏作家，开设个人专栏发表了一系列新作。每一期都有编辑的推荐语，譬如：“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作者的眼中也有一千个。不同的是角度各异，互有倚重，相同的是老的沧桑厚重辉煌。规划、建筑界人士从专业视角对的精读细研，我们早已不再陌生，但作家眼中的又是怎样一番景象，我们似乎并未熟稔。为此，我刊特刊登洪烛的系列篇章，以便让我们跟随作家洪烛一道走近的前世，寻找这座城市古老的灵魂。”
　　旅游一直是世界热点，为展示人文，我还与李阳泉合写了畅销书《AtoZ》，一部文化词典，在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出版后，被新加坡出版公司购买英文版权，翻译成英文于2006年出版，全球发行。我的《的金粉遗事》由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推出后，知本家出版公司购买了该书繁体竖排版权，2005年易名为《千年一梦紫禁城》在海外出版发行。
　　【内容提要】洪烛《名城记忆》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选取中国的十座名城和十座小城，层层铺开，娓娓道来。《名城记忆》旨在为中国的名城画像，为读者铭刻那些值得人回味与存留的诸多名城记忆，继承城市的内在，为城市的发展美好的方向。作品并不单纯地沉湎于怀念过去的辉煌，而是呈现出这些城市各种交错的画面，来体现在岁月的沉淀和历史的积累中所蕴藏的一种刻骨铭心的文化力量。在旧与新、过去与现在的对比碰撞中，引领读者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间，其深沉的笔调不仅浸染着这些古老名城历史的沧桑和沉重，而且渗透着作者对现实的思考和追求。
　　洪烛著《仓央嘉措心史》已由东方出版社出版。东方出版社推荐语：《仓央嘉措心史》作者从仓央嘉措角度出发，写仓央嘉措作为一个和作为一个普通人对爱情的与向往之间的矛盾。文字优美，感情表达深入。此书深受藏区文化爱好者、旅游爱好者、对仓央嘉措感兴趣的读者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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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洪烛新书《仓央嘉措情史》（《仓央嘉措心史》第2部）2015年1月由东方出版社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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